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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六來去吉野村分享日治時期移民生活 列印
作者是 user   
週四, 04 一月 2018 08:28

記者江思婷/報導‧攝影

由台灣行動研究學會花蓮工作站主任王淑娟與地方文史工作者經過兩年和長者的一同努力,《來去吉野村~日治時期島內移民生活紀事》終於付梓,六日下午兩點將在吉安鄉福興村吉昌三街三二三號舉行新書發表會,將邀請長者現場分享,並首次公開二戰末期在福興、南華山邊的日軍軍事部署,及推飛機路線、日治時期台灣聚落家戶圖等,歡迎關心地方鄉親踴躍前往參加。

王淑娟感謝花蓮縣文化局連續兩年的支持,尤其是局長陳淑美深切鼓勵及工作團隊的協助,在「哈日風」興起的當下,願意支持「背道而馳」的田野調查,讓島內移民的聲音可以被聽見,讓過去沒有機會認識字的長輩可以與年輕人交談,讓生命經驗粹鍊出來的知識可以被寫在書裡,如今才得以生產這樣一本庶民的書。

王淑娟說,二○一○年因緣際會她來到花蓮讀書,二○一二年她落腳吉安鄉西區設立工作站,二○一五年她與十位太魯閣族中生代訪談十五位長者,才瞭解學會座落的吉安西區靠山邊這塊土地豐厚的歷史。

王淑娟說,也不過是短短一百多年,卻經歷了四種族群的移動,一九○八年之前為七腳川社傳統領域,日本政府將之滅社,一九一○年建立吉野移民村清水聚落,一九四五年日本戰敗,國民政府令大同部落的太魯閣族集體移住,卻因住不慣平地生活而搬離,再到閩南人的入住。

一直到二○一四、一五年年隨著「灣生回家」書籍出版、紀錄片上演之際,遠道而來的遊客絡繹不絕,來此地探詢書中日本房子的下落;相較之下,相隔沒多遠的七腳川溪(吉安溪)旁的「七腳川事件紀念碑」卻乏人問津,引不起遊客的駐足,令她感慨為何一個地區的歷史怎麼這麼容易被截取、切割?

透過田野調查王淑娟發現,吉安西區留下了吉野移民村棋盤式的耕地、四通八達的水圳灌溉溝渠、完善的公共設施,至今農民仍然受用,若以現代的眼光來看,堪稱具有遠見的農村規劃。當大家領受這些日本人留下來的建設,稱之為「禮物」時,可曾想過這些建設當時為何而建?為誰所用?當年台灣人也曾一同參與?

王淑娟說,站在以文史工作做為社群培力的立場上,與地方耆老來回對話、將故事書寫清晰且出版,對長輩而言是極大的鼓勵;他更認為幾位長者的故事,會拓展讀者的歷史感,於是,我將他們寫入書中。

黃菓妹是抗日志士的後裔,從她的故事窺見被澆熄的抗日火苗;而林月英是世居阿美族,從中看到皇民化極深的家庭樣貌;而邱梅蘭的先生及父親則分別參與了的今銅門及石壁街、花蓮港等工程,從中看見島內移民參與日治時期工程一景,打破了這些建設是「日本人留下來的禮物」的單薄觀點;更貼切地說是由日本人為主要規劃設計,本島各族群一起參與的工程建設。

王淑娟表示,書中主要描寫日治時期因為時局變化、家族或個人經濟困局,為了討口飯吃,移動到吉野村的過程及後續在吉野村內的生活。

吉野村內由於許多荒地未開墾,戰爭、徵調日本人而致勞力短缺,而帶來了許多工作機會。他們來到吉野村墾地、種米,想當然耳,應該更有米可吃,但在日本大帝國,為擴張領土而發動太平洋戰爭,迫使來到吉野村的島內移民,都經歷了空襲、戰亂的童年,無一倖免。

日本大帝國的面貌,透過兩個故事一覽無遺。一是海鳥仔在一九四五年十七歲時擔任特攻隊的經驗,在七星潭邊背炸彈,等著讓敵軍坦克車碾過,一條命換一輛坦克車的「自殺式」攻擊行徑。

其二是顏文徵在一九四二年十五歲時,和哥哥文慶一同到海外當軍屬,日本政府誘之以利,擔任不是志願的志願兵(軍屬),看得更加透徹。所以第一部分,我們將這兩篇故事先行,鋪陳日本大帝國以擴張領土、殖民為目的的時代氛圍。

此外,葉柏強老師、邱上林老師更將珍藏的照片讓本書使用。由於前輩們的慷慨,才得以讓本書的結構、內容更為完整及可能的錯誤降到最低。

王淑娟說,第二個故事主角顏文徵雖非日治時期就來到吉野村,而是一九六七年才來到吉安的住民,但因為與海鳥仔、林建智、張朝榮等長輩年紀相仿,同樣歷經戰亂,使他們成為能談論歷史經驗的好友,基於社區長輩們共同發展的思考,及她認為文徵的經驗,更能增加讀者對當時徵兵及海外征戰局勢的瞭解,於是,我把他納入書中。

而海鳥仔從南埔機場推飛機到今南華山邊的路線,及吉野庄的軍事部署等,都是非常珍貴的口述資料,也是首次公開出版。

王淑娟說,我們努力跨越因為身份、世代帶來的距離。在講述歷史中,他們精神抖擻,我們深深感受到他們的能量;在聽歷史故事中,我們中生代、年輕世代獲得滋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