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閉

媒體本是中道力量、社會的良知良心,也是公眾的守護者。《東方報》自九十六年八月一日創刊迄今(前身東方快報),六十多位員工在自己的工作崗位上兢兢業業,只為守護花蓮這塊美麗的土地和善良的人民。尤其《東方報》為善盡社會公器責任,發揚人性光明面,堅持不刊登害人的「地下錢莊廣告」、「六合彩賭博廣告」 及「色情廣告」。 
「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東方報》是花蓮地區一家屬於「社區性」的報紙媒體,每日以八個大版刊登花蓮縣及十三個鄉鎮市的新聞,豐富的、完整的、深度的將全縣新聞呈現出來。而本人也特別要求《東方報》編、採同仁務必秉持「四不原則」∣「不捲入」、「不介入」的採訪和報導心態,提供讀者一個「不加工」、「不加料」的新聞議題,希望提供閱讀公眾一個純淨的新聞報導。  
花蓮是一處充滿「傳媒傳奇」的山城,實際居住人口不到卅萬,產業經濟及文化藝術相對的貧瘠、落後,但是地方媒體竟如此的「蓬勃發展」!因此在花蓮地方媒體充斥的當下,《東方報》將繼續走自己的正路,並堅持扮演社會的良知良心。(社長 林裕勳)

東方報

地址:花蓮縣花蓮市富吉路99號 電話:03-8561858

關於東方報
關鍵藏在細節裡 列印
作者是 user   
週一, 14 一月 2019 07:53

撰文:曾泰源律師

整理:記者李雨修

自己當過檢察官知道什麼是法官要的證據,了解有罪證據需要到什麼程度。因此,如果覺得證據尚有不足,而確信被告犯行者,毋寧多調查、訊問當事人或證人幾次,以釐清可疑的案情與可能矛盾之處。否則,在認定證據證明力尚未達到有罪的確信,還是將被告不起訴,採取嚴格證據法則。

檢察官要獲得起訴高的正確率,偵查中縝密的調查,深入的思維,認事用法的正確性,是很重要的。個人多年的辦案經驗是,檢察官切記主觀性太強,尤其要注意當事人陳述的細節,不要僅憑當事人或證人大概的供述情節相符,就認定所陳可採,對於重要細節不符或有些許矛盾,將之視為人類記憶遺忘的錯誤,不加重視。

此時,即應在可疑處,深入追查,不要急於結案,因為,關鍵藏在細節裡,可能再進一步調查下去,就水落石出,還被告清白,而沒有差錯。

甫近看到臉書好友自稱兔寶寶律師,協助一位老婦人所犯下到台鐵左營新站偷了3個便當的竊盜罪嫌。

全案幸虧在兔寶寶律師受委任以後,在詢問案情時,用台語詢問老婦人:「您是吃不飽?」、「還是吃不知道飽?」發現老婦人怪怪的,所以把老婦人帶到大同醫院檢查,經醫療上之診斷,老婦人罹患中度失智症,而且存在著焦慮、自責式的罪惡感憂鬱心理,還甚至一度為了避免子女困擾,想用「自殺方式」來讓案件終結。於是律師很有耐心的再陪伴老太太到警局做二次筆錄,還跟便當店商量後賠償先前老太太。

最後檢方採信被告律師的辯護,認為偷便當是屬於輕微案件,且老婦人犯後自白坦承一切,深具悔意,又她因罹患中度失智症,認知功能已經退化,而做出不起訴處分。

該案如果檢察官無耐心、細心與慈悲心,一看到警方筆錄,老太婆均已承認犯行,認為律師的辯護多此一舉,被告事證明確,遽行以竊盜罪將老太婆起訴,即可能不查就將被告移送刑事庭,不無可能造成冤判。

本事件讓我回憶到多年前經辦一件原住民年輕人在短時間涉犯多起竊盜的案件。當我接到案件已是被告經法院判決三年多有期徒刑,並以有犯罪習慣,同時諭知刑前強制工作。我看著判決書,及哭喪著臉的母親,懇請我一定要救她的兒子,她說:「律師,我的兒子沒那麼壞,為什麼判那麼重」。

看了判決書,她兒子所犯確實都是些小竊盜案件。但是,卻是一犯再犯,除了是竊盜累犯外,這次竟然在短時間內連續涉犯七次竊盜(含加重)罪,依據經驗如此犯行,法官認為被告屢犯不改,有犯罪習慣,施以強制工作,於法並無不合。

於是,我回答委託人,「可是妳兒子一再竊盜,法律上是可以這樣判的啊!」然而,委託人還是語氣悲戚,一再的懇求。接案過程中,遇到這種難以改判而委託人硬是要求幫忙的案子,心中固然同情,然而,接了案,又是壓力承擔的開始。

因此,除了勸其不要傷心,一定盡力為她兒子爭取較輕的判決外,一面努力的思考還有什麼機會可以為被告辯護。於是,像醫師一樣,開始詢問她兒子的history,為何他有這樣的習慣?為什麼關不怕?

委託人在我即時詢問時突然提到,她也不知道為什麼?她發現兒子從小看到別人的東西就會去拿,而且屢次罵他都不聽,關出來也不怕,讓她一直擔憂到現在。就在問出這樣的事時,我靈光一閃,她的兒子可能有竊盜癖的精神疾患,我在談話中找到上訴減輕的理由了,於是安慰了媽媽,辦妥委任送閱卷,撰上訴理由上二審。

高分院開庭時,向法官陳述自被告母親所獲得的資訊,請求法官將被告送醫院精神科鑑定,最後結果竟然是被告的智能僅相當於七歲兒童,固然未能鑑定出他有竊盜的精神疾病,然已足以作為被告意識能力,主觀上守法觀念不足的原因,非其後天使然。

 

後來合議庭採信我的辯護內容,將被告的強制工作撤銷,刑期減輕。接到判決書,恭喜委託人,然而我同時在思考,法官如果沒有我的辯護聲請將被告送鑑定,會問出被告有這樣的問題嗎?常常法律的關鍵藏在當事人最無人能知的細節裡,法官不是神,冤判怎會沒有呢?當然,我更思考,被告現在執行完畢出獄後,他的竊盜癖有改善嗎?國家有何可以幫助這樣子民的方法呢?這些事情似乎不是我這小律師能做得到的,就不要想太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