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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體本是中道力量、社會的良知良心,也是公眾的守護者。《東方報》自九十六年八月一日創刊迄今(前身東方快報),六十多位員工在自己的工作崗位上兢兢業業,只為守護花蓮這塊美麗的土地和善良的人民。尤其《東方報》為善盡社會公器責任,發揚人性光明面,堅持不刊登害人的「地下錢莊廣告」、「六合彩賭博廣告」 及「色情廣告」。 
「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東方報》是花蓮地區一家屬於「社區性」的報紙媒體,每日以八個大版刊登花蓮縣及十三個鄉鎮市的新聞,豐富的、完整的、深度的將全縣新聞呈現出來。而本人也特別要求《東方報》編、採同仁務必秉持「四不原則」∣「不捲入」、「不介入」的採訪和報導心態,提供讀者一個「不加工」、「不加料」的新聞議題,希望提供閱讀公眾一個純淨的新聞報導。  
花蓮是一處充滿「傳媒傳奇」的山城,實際居住人口不到卅萬,產業經濟及文化藝術相對的貧瘠、落後,但是地方媒體竟如此的「蓬勃發展」!因此在花蓮地方媒體充斥的當下,《東方報》將繼續走自己的正路,並堅持扮演社會的良知良心。(社長 林裕勳)

東方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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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東方報
承辦違反選罷法辯護有感 列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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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一, 19 十一月 2018 07:39

撰文:曾泰源律師

整理:記者江思婷

真的不要再以行賄的方式買票,講難聽一點,選民拿了錢不投給你,你知道嗎?即使事後知道又如何?難道敢叫對方吐回來嗎?再去興師問罪,一不小心,把你之前的行賄過程錄音下來,去自首檢舉,最後你可能要被關,還要被褫奪公權,從此以後無法再參與選舉,可就賠了夫人,又折兵!

現代人已少道義了,以前盜亦有道,收錢會投票給行賄者,現在呢?收了錢,把你錄音順便拿著賄款去檢舉,等著拿幾十萬或百萬元檢舉賄選獎金,誰稀罕那買一票一千元。

多年前曾經為一件選舉行賄案辯護,他是競選連任的候選人助理,請在市場認識賣肉的朋友幫忙,分發宣傳單,並打電話給朋友為候選人拉票,同時交付2000元與之,當幫忙拉票及打電話的支出費用,該人家中恰好妻子有投票權,沒想到該人收了一疊宣傳單及2000元,直接去警察局檢舉被告行賄買票。

因為,沒有錄音或白紙黑字為憑,檢舉人提出宣傳單,及二千元為證,證明被告買他的妻子一票。但被告辯駁如上所說,依據當次選舉,就沒人以一票兩千元行賄的,況且只買檢舉人妻子一票,又何需交付一疊宣傳單呢?然而,被告無自證己無罪的證據,仍被法院認為罪證確鑿,判處徒刑。

看倌們!您仔細思維想想,選舉到了,亂交付金錢給非候選人助理的選民,瓜田李下,怎會讓法官相信是交付幫忙的工資呢?除非有書面或錄音證明吧!就這樣,一個人的指認,被告判刑定讞入監執行。

不過前一屆的選舉,我也曾受委任辯護一件台東候選人甲行賄判罪上訴二審案,檢舉人乙拿著三千元去檢舉乙以一千元買一票,共計買三票,台東地院以甲為證,佐證乙子丙的證詞,判決被告三年六個月有期徒刑。

甲年歲已大,又罹病在身,被判重刑,深恐入監執行,老命休矣,委任時告訴我說,花多少錢都沒關係,只要不被關。我告訴他說,我沒有任何管道送錢,只有努力幫你辯護,心情不安,多向你的菩薩祈求。

最後在審理辯護時,為甲找出乙、丙證人的重大陳述矛盾證詞,又以最高法院對於選罷法行賄罪單一受賄人之片面指證難免於為檢舉獎金或減刑的誘因,證詞不無不實的風險,且本案乙收受了金錢,交付丙後的用途,確實不合,才判決甲無罪,檢察官上訴最高法院,仍舊駁回確定。

此外,已經是許多年前的某次立法委員選舉前某日深夜12點,候選人的大樁腳AB夫妻被移送法院聲押,當時是一位立委助理臨時來電委請,他表示事後候選人會負責該樁腳對夫妻二人的律師費。我就在臨危受命下,緊急出庭為被告辯護爭取交保。

聲押庭被告AB並不認罪,雖有通訊監察錄音證明有交付金錢與另一被告C。但C雖承認有收受金錢,然表示非AB行賄買票錢,而是給予加油錢,及其他助選時的涼水、檳榔與飯錢。

因再無其他證據可資佐證他們夫妻交付金錢予他共同被告C有提及支持票投該候選人,三人均否認是行賄款。因此,法官諭知被告三人均交保候傳。

詎料檢察官不聽我嗣後的辯護,本件是樁腳間的互動,因為三人本都支持該候選人,何須行賄?且款項都是競選活動的花費,更遑論彼此均未談到支持誰,與賄選要件不合。

然而檢座既然都聲押被告三人,當然主觀上就認定被告等有罪,自然不可能聽得進去我的辯護內容,嗣後還是把被告三人都提起公訴。我心裡想著,如果我是檢察官本件絕對不會起訴的。

在法院審理時,我繼續出庭為被告夫妻辯護,閱卷出來詳予閱讀卷證內容發現,最重要的通訊監察渠等對話內容,還是沒看到交付款項與支持、投票及該候選人間,有何對價關係,還是為被告無罪辯護。

最後在法院採取我的辯護理由,判決被告三人無罪,即便檢察官不服上訴二審,還是被駁回確定,還被告清白與公道。

 

花蓮幾屆的民意代表選舉,被查獲賄選案之多,可說全國聞名。這次檢察官的加強查賄,每每有看到黃和村檢察長的場合,他總是在宣導檢舉賄選拿獎金,即可以知道他的企圖心,也期望花蓮候選人,人人不買票,選民不收賄,還花蓮一個乾淨民主競選的淨土。

 
子女扶養父母的權責及父母要求子女扶養費義務 列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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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日, 18 十一月 2018 13:02

資料提供:吳明益律師聯合事務所

整理:記者江思婷

案例事實:

某甲為一保險公司職員,與其妻某乙結婚多年,2人尚有21歲女兒某丙。今因景氣蕭條,某甲遭公司裁員,便整日無所事事、遊手好閒,終於6個月後花光積蓄,隨即向乙要求扶養費。

而丙女沉迷電玩遊戲,不願出外工作,亦向乙要求給付扶養費。

另乙女之父丁為退休公務人員,雖然每月固定領有退休俸給,仍要求乙女應盡「孝道」,向乙要求扶養費。

試問:乙女究竟有無支付扶養費之法律上義務?

法律分析:

民法上所謂扶養,是指特定親屬間有經濟能力的人,對於經濟能力較弱或無經濟能力的人,給予必要的經濟上供給。

此種扶養義務具有強制性,不容許扶養義務人任意以「斷絕父母子女關係」為由而免除。惟社會上個人經濟能力有限,倘若不問事實情況為何,一概認為特定親屬間得向他方請求扶養,將可能衍生各種社會問題,也與民法規定「扶養義務」之立法意旨相悖。

從而,考量受扶養權利人與扶養義務人相互關係及扶養之必要性,欲請求他人扶養,仍須符合幾項要件。

首先,扶養義務人必須有扶養能力,假如扶養義務人自己生活都成困難,如何有多餘資力扶養他人,因此民法原則上規定,因負擔扶養義務而不能維持自己生活者,免除其扶養義務。

但並不是毫無例外,假如需要被扶養的人為直系血親尊親屬(包括父、母、祖父、祖母等)或配偶時,縱使扶養義務人的資力已經沒辦法維持最低生活水平,法律上仍要求其負扶養義務,但可以減輕其義務,至少生活程度要與扶養義務人相等。

其次,原則上扶養權利人必須沒有資力維持生活,而且沒有謀生能力。所謂不能維持生活,是指財產不足以維持基本生活開銷,假如扶養權利人有多筆資產,本身已足以維持生活開銷,自無請求他人扶養之道理,法律上也不准其請求扶養。

而所謂沒有謀生能力,是指沒有工作能力而言,例如年老體衰、肢體或智能障礙等,假如扶養權利人本身具有工作能力,卻好吃懶做,不肯自食其力,亦無請求他人扶養之理。

但是在例外情形,倘若扶養權利人為直系血親尊親屬時,本於國人崇孝之美德,只要父、母、祖父、祖母等沒有資力維持生活,其財產不足以維持基本生活開銷,即可請求子女給付扶養費。

本件案例中,丙為乙之成年子女,因不願工作而無資力,屬不能維持生活之人,但其年輕體壯,顯然具有謀生能力,所以依民法規定,丙不得向乙請求扶養。

而丁為乙之父親,每月固定領取退休俸,因此無論丁有無謀生能力,本身已足以維持基本生活,所以法律上也不准丁向乙請求扶養。

另有關配偶相互間之扶養權利,民法規定夫妻互負扶養之義務,依此本案中甲、乙二人互有扶養對方之義務,至於受扶養程度為何,尚須依個案判斷。

 
酒後牽機車,算酒駕嗎? 列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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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六, 17 十一月 2018 09:51

撰文:李殷財律師(吳明益律師聯合事務所) 整理:記者江思婷

案例:

小林在薑母鴨店跟朋友聚餐,喝了不少酒,小林怕酒駕不敢騎車回家,可是因為機車是違停,擔心會被開罰單,於是小林沒有發動機車,想把機車「牽」到合法車格停放,小林跟朋友一起牽著車過馬路,突然員警出現,並要求酒測。

小林說:我又沒有騎車,車子也沒有發動,為什麼要酒測,警員就直接開立拒測罰單,並當場扣車。難道酒後牽車也算酒駕嗎?

解析:

如果小林酒後騎車,看到警察就趕快下車牽車,這只是看到警察來了,才「裝」成牽車的樣子,當然是酒駕,如果拒測的話,也會被認定是拒測。

如果照案例的事實來看:小林根本沒有騎車,只是牽車,應該不算酒後「駕車」。

但員警還是不管三七二十一照樣開單,小林不服,提出申訴,警方回函說:依照高院98年度交抗字第1345號,法官也認為:駕駛機車、使機車移動、行駛在道路上,不管用人力、電力、獸力或其他方式,使機車在道路上行進都算是駕駛。

不過,警方所引用的這個判決,跟本案一點關係都沒有,這個判決是因為騎士騎機車時沒有戴安全帽,看到警方攔查,才下車用牽的,並不是針對酒後「駕車」所做的解釋。更何況,就算法官是採這樣的見解好了,那也是只有一個法官採這樣的看法,法官又不是神,憑什麼他說了算!

我們應該回歸到處罰酒駕的立法意旨來看,當初是因為酒醉駕車,容易造成其他用路人的生命、身體安全,所以,只要酒醉駕駛「動力交通工具」,才會用公共危險罪來處罰,讓民眾不敢酒醉駕車。

不過,如果是酒醉騎自行車,頂多只能罰錢,不算酒醉,因為自行車是用腳踩的,在道路上的危險性比汽車、機車較低,所以,不會構成公共危險罪。

至於小林算不算拒測?其實我們同樣要思考: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35條之所以規定拒測要罰9萬元並扣車,主要也是因為車主有酒駕的跡象,車主又拒測,所以,要給他高額的罰鍰,並且扣車,避免他繼續開車造成公共危險。

可是,這個條文的前提是「駕駛」汽車,但小林只是用「牽車」,根本不算「駕駛」。否則的話,照警方的看法,「牽車」就是「騎車」,那麼,媽媽為了打掃,叫國中的兒子,把門口的機車牽走,這樣的話,國中生也算是「騎車」,所以,也要開一張6000元的無照駕駛罰單,這樣合理嗎?

當然我也不是神,也不是我說了算。

不過,很多事情,不是警察說了算(警方當然不可能自打嘴巴),這個案件最後還是要看法官怎麼認定了。

 
從普悠瑪翻車事件 看台鐵組織責任 列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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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二, 13 十一月 2018 08:01

撰文/湯文章(東大國際法律事務所主持律師)

整理/記者江思婷

台鐵普悠瑪6432車次列車10月21日下午4時50分翻覆,釀18死、187傷悲劇。

地檢署調查結果認為「普悠瑪才剛剛經過特檢沒問題」、「顯然機械故障的機率渺小」,肇事主因是「列車司機關閉ATP沒有通報」、「司機超速」等人為疏失,將肇事責任歸咎於司機尤振英個人的業務過失,並以50萬元交保。

但嗣後被媒體爆出「43分鐘關鍵通聯紀錄」打臉,不但司機發現故障時就馬上向調度員反映,還被要求邊開車邊確認問題,並開至花蓮再換車,整整43分鐘的通聯記錄,清楚顯現尤姓司機在過程中孤立無助。

更有立委揭露台鐵所有車型都有加裝ATP遠端監視系統惟獨普悠瑪沒有。報載普悠瑪日本製造商就關閉ATP不會產生自動回報的問題,承認設計有瑕疵,台鐵也表示研擬向日商求償。

期間更爆出尤姓司機因施用毒品案目前還在緩起訴階段訊息,行政院發言人Kolas Yotaka也在行政院記者會揭露此事,不論台鐵或相關行政部門都企圖用刻板的「汙名」、「獵巫」的手段將肇事責任歸咎到尤姓司機一個人身上。

但是,鐵路事故涵蓋車輛硬體、人員管理、路面安全等多方面的問題,不會只是一個人的責任,而是從車輛維修、調度、管理到駕駛一連串的「不可能」與「想不到」才會造成的 ,所以,普悠瑪翻覆事故是台鐵的組織責任,並非司機的個人責任。

但就現行法有關於交通刑事責任的規範而言,向來只注重個人責任,是以駕駛員的注意義務為規範核心。

因此,司機關閉自動防護系統,高速通過彎道,是屬於應注意能注意而不注意的過失犯,至於其他人員的疏失,在現行法上恐怕都很難追訴。

司機為了生活賺取微薄的薪資,回報火車出狀況,台鐵內部行控中心人員及長官,未能及時協助處理而鑄成無可挽回的大錯,還要承擔肇事責任,台鐵事後只顧檢討別人推卸責任試圖將事件簡單化,置組織體的腐化、怠惰、治理失靈、欠缺法遵、對員工的管理或排班違法或不當於不顧,實在看不出來台鐵有反省及想徹底解決問題的決心。

所以,建立組織責任確實有其迫切性。所謂「組織責任」,係指直接以組織體,即法人、非法人團體,甚至是政府組織為歸責對象,且只要對死亡有因果關係,且可證明是屬結構性、組織性的監督過失,就組織體而言,即可處以罰金,並直接處罰負責人徒刑,不再論究最基層的執行是否有過失,而是從整個組織結構的行為,去判斷是否有因果、是否有監督疏失,這必然可以減輕檢察官的舉證責任,並能有效防止組織體犯罪。

由於傳統刑罰係以自然人為規範對象,但隨著時代變遷,個人大多附隨在組織體下聽從組織體管理階層之命令工作,因此建立組織體責任才能促進監督有效扼止災害的發生。

其實,嚴格來講,人民才是普悠瑪翻覆事故的幕後推手。

因為我們要求搭火車就是要準時到達,但台鐵每個時段整條線路都有密集的列車在運行,一台列車誤點就會牽連到其他列車跟著誤點,調度員就要不停聯繫各班車,可是台鐵列車班次的密度根本沒有多餘的空間跟時間讓調度員好好調度,為了不要大誤點,司機被要求加速追趕誤差的時間,調度員也不敢讓列車真的停下來。

台鐵不斷加開班次滿足人民疏運需求,但人手不足、預備救援列車不夠,要靠漲價增置人力、列車,票價又被凍漲,多種問題環環相扣,巧婦難為無米之炊。

 

所以,一味責怪台鐵並無法解決問題,還是要多一點包容,給一點鼓勵,坦然面對問題,才是避免災害再次發生的不二法門。

 
辦理探視權事件有感 列印
作者是 user   
週一, 12 十一月 2018 07:32

撰文:曾泰源律師

整理:記者江思婷

離婚案件越來越多的台灣社會,令人擔憂。

破碎家庭、單親家庭,都是不利益孩子的正常成長及人格的形成。

其實,父母離異後,未成年子女監護權解決,伴隨的就是小朋友們的探視問題。

張以岳法官承辦家事事件多年,他感觸的是,當夫妻打離婚官司時,孩子最容易成為戰場上的「人質」,張以岳經常碰到父母在爭奪監護權期間,不讓孩子與另一方家長會面探視。

取得監護權者,以探視問題刁難他方。故意不依據在法院已經協調出的探視方式履行,找盡各種不同的藉口,造成他方探視的不便與困難。

我曾經辦理法扶的一件探視方式改變的事件,經過仔細的詢問受扶助人,她說當時離婚調解因急於跳脫婚姻的枷鎖,而貿然同意對造的不合理探視內容。

事實上,類似情形應不是只有我所承辦的這一件。有時不免,法院調解人員希望能夠盡速調解成立離婚案件,盡量在能順利調解離婚的時候,希望一方讓步。事實上,離婚訴訟過程冗長,而夫妻一破裂的感情,兩人視同水火般,在調解庭、法庭上,可是互罵不留情面,讓人難堪,趕快離一離比較快活,讓步結束婚姻成必要手段。

因而,實務上不難見到,調解委員或法官總勸一方或雙方退讓,以調解成立離婚事件。此際在監護權或探視權的退讓,犧牲未成年子女的權利,非不常見啊!

本件委託人就是在探視權讓步。然而話雖如此,對造或因對委託人心中還有離婚之恨,在探視過程極力的阻擾。而委託人在數個月未能探視小孩下,不得不求助法律扶助基金會幫忙指派律師扶助之。

個人建議,在探視權爭議的實務上,一方的不依據約定履行探視,最容易處理的方式,就是錄音蒐證監護權人以何方式拒絕探視,違反義務。蒐集完畢後,具狀聲請法院改定探視權,而不是自我苦惱。

其實,有過錯的人是懼怕上法庭見法官的,畢竟法院有公權力,不給探視,搞到最後,連監護權都可能被法官一怒之下給剝奪。

該案很快的上了法院家事調解庭,對造在調解委員面前,還振振有詞的在數落我的當事人的不是,說我當事人如何不配合,造成他的困擾,或當事人的環境不佳,探視權行使不利小孩成長。當場我實在聽不下去,質問他,你有無不依據法院調解約定讓我當事人順利探視,唉!他仍自言陳述自己的意見。

調委見狀立即介入處理,規勸相對人,應好好思考履行。但是,這次我方當然提出比前一次還更放寬的探視權利。幾經折衝後,幸經下一次調解而改變探視方式。

委託人得到滿意的結果,達成和解離開法庭。我則告以,如果再碰到探視的障礙,立刻申請法扶扶助,不要猶豫自己難過,她連聲感謝。

心想平和處理了受扶助人的問題,心中有幾許的成就感。未料事隔半年,她以通訊軟體告知我,孩子的爸爸老毛病又犯了,再度不給看孩子,我想既然有調解書,建議她直接聲請法院強制執行,由公權力介入比較快。

旋委託人辦理委任後,立刻為其撰狀送法院聲請強制執行和解的探視權方式。法院通知出庭時,只見債務人姍姍來遲,在法院未開庭時,私下我即質疑他為何要違反約定,他並不敢多言。我告訴他,你一個人尚有自己的事業要做,多一個人照顧孩子不是很好嗎?為何要一再的故意不給孩子的媽探視孩子呢?

他進來法庭後,態度又放軟了,司法事務官見狀告知,如果再違反探視權,小心連監護權都不保喔!是否,能夠相互體諒協調一下,回去後讓債權人探視小孩,2個月後再來開庭。債務人當場允諾,就退庭了。

在這段期間,我唯恐債務人又不履行,告訴委託人,準備好其不利照顧孩子可以改定監護權的資料,如再違反,同時把監護權拿回來。幸好經過這次的執行,債務人或有所體悟,放寬媽媽對孩子探視時間及條件,聽說孩子後來表現更加快樂。

2個月後準備前往開庭前,我建議委託人先與債務人協調適合現況的探視條件,先私下協議,與孩子爸溝通,沒想到竟無困難的成立了,由我為渠等書立和解書。

事實上,父母親都愛護、用心照顧孩子,只是父親因母親離異的訴訟,留下了恨意,以探視權報復母親。這種非關探視的條件如果放下,得經適當的勸導與協調,最後讓孩子平均受到父母之愛,才是最為圓滿的句點。

 

張以岳法官在法庭上告訴訴訟當事人:「兒童不是你的個人財產,而是國家社會寶貴的資產」。個人亦認為,「子女不是父母的所有權,而是有獨立人格,不歸父母所控制」,父母單方面,再如何付出對子女的愛,如果沒有父母共同的愛,再如何都不是完美的。相信離婚後的父母,能夠給予他方適當的探視未成年子女權利,才是一個圓滿幸福的愛子女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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