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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體本是中道力量、社會的良知良心,也是公眾的守護者。《東方報》自九十六年八月一日創刊迄今(前身東方快報),六十多位員工在自己的工作崗位上兢兢業業,只為守護花蓮這塊美麗的土地和善良的人民。尤其《東方報》為善盡社會公器責任,發揚人性光明面,堅持不刊登害人的「地下錢莊廣告」、「六合彩賭博廣告」 及「色情廣告」。 
「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東方報》是花蓮地區一家屬於「社區性」的報紙媒體,每日以八個大版刊登花蓮縣及十三個鄉鎮市的新聞,豐富的、完整的、深度的將全縣新聞呈現出來。而本人也特別要求《東方報》編、採同仁務必秉持「四不原則」∣「不捲入」、「不介入」的採訪和報導心態,提供讀者一個「不加工」、「不加料」的新聞議題,希望提供閱讀公眾一個純淨的新聞報導。  
花蓮是一處充滿「傳媒傳奇」的山城,實際居住人口不到卅萬,產業經濟及文化藝術相對的貧瘠、落後,但是地方媒體竟如此的「蓬勃發展」!因此在花蓮地方媒體充斥的當下,《東方報》將繼續走自己的正路,並堅持扮演社會的良知良心。(社長 林裕勳)

東方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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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東方報
法律規定常因國情不同 異其規範程度 列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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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六, 29 九月 2018 12:44

撰文:吳明益律師(吳明益律師聯合事務所) 整理:記者江思婷

我國就妨害風化公然猥褻者,雖於刑法第234條定有:「意圖供人觀覽,公然為猥褻之行為者,處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3000元以下罰金。」之規範,然此僅係對公然猥褻行為者之處罰規定。

而眾人皆知法律規定甚為嚴謹之新加坡,其社會氛圍之私人自治空間有限,但凡居民之行為方式、生活習慣、個人作風、兩性關係等事關風俗道德者,皆可能受到法律規制。

比如,新加坡禁止民眾在公共場所裸體,即與我國上開刑法妨害風化公然猥褻之處罰規定意旨相符。然而,如果民眾係在家中赤身裸體,違反者,則須面臨高達2,000新幣(約新臺幣45,000元)之罰款或3個月拘留!對此,我國似無相應之規定。

故而,當民眾前往其他國家遊玩或留學甚或工作等,均應注意當地文化與臺灣之差別,先行認識當地相關法令,始不致於誤觸法令規定,深陷限他鄉囹圄。

 
限制出境有什麼問題? 列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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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二, 25 九月 2018 07:44

撰文/湯文章(東大國際法律事務所主持律師) 整理/記者江思婷

◎案例

小華因貪污案件,經調查站移送檢察官偵辦,檢察官訊問後諭令以新台幣500萬元交保,並諭知限制出境。三個月過後,小華因家人在外國生重病,亟待出國照料,乃向檢察官聲請解除限制出境,但聲請狀遞出後一個月仍無下文,一查之下發覺檢察官竟以批示方式否准解除限制出境之聲請,小華極為不滿,小華有何救濟方法?

◎解析

目前法律條文有關限制出境之規定,有稅捐稽徵法第24條因欠稅未繳納限制出境、大量解僱勞工保護法第12條事業單位實際負責人於大量解僱時,積欠勞工退休金、資遣費或工資等未清償時有限制出境或出國之規定。

而刑事訴訟法第101之2條規定,被告經法官訊問後,無羈押之必要者,得逕命具保、責付或限制住居。司法實務上,最高法院73年第4次刑事庭會議決議,認定限制出境是限制住居的方法之一。大法官釋字第345號解釋更指出因欠稅限制出境之規定,並不違憲。而檢察官每每也以限制住居為手段,限制人民出境。

且檢察官對被告為限制出境之處分,經常是當庭於點名單或偵查筆錄記明後,再以函文通知並傳真內政部入出國及移民署及行政院海岸巡防署海岸巡防總局。

由於法文明文限制出境須經訊問,因此常有檢察官在未經訊問,即以電話通知機場或港口限制出境,嗣後再補送裁定,甚至連裁定都未補送,由於沒有裁定,犯罪嫌疑對於限制出境之處分,根本無從救濟,此對人權保障,實乃一大缺口。

另外,由於法文明文限制出境須經訊問,現行刑事訴訟法規定,羈押係為了預防被告逃亡而設。若有逃亡之虞而無羈押必要,即可命限制住居。但限制出境影響到人民遷徒自由,應該符合「法官保留原則」,即應經過法官訊問始得為之,且唯有在符合刑訴法羈押要件中的「重罪、勾串、逃亡、特定輕罪有反覆實施之虞」的規定時,才能限制出境,否則即有侵害人權之虞。

此外,限制出境既屬於侵害人權之方式,亦應通過「比例原則」之檢驗,即「目的正當性」、「手段必要性」、「限制妥當性」,尤其限制出境必須是達成偵查犯罪之必要手段,始可為之。

 

因此,限制出境之時間、次數等,均要有合理的管制,目前實務作法對於限制出境之時間,及次數均未限制,顯然無法通過比例原則之檢驗,應及早修法限制之。

 
醫療鑑定意見在訴訟的效能 列印
作者是 user   
週一, 24 九月 2018 12:53

撰文:曾泰源律師 整理:記者江思婷

醫療行為屬於促進健康的重要社會利益,也兼具無法完全預測結果之性格,鑑於醫學本質的不確定性、生物體本身的多樣性、疾病的自然病史,以及雖然符合醫療常規,醫療結果所不可避免者,或手術後發生的不可預知的後遺症,有時候,未能完全符合病方期待的治療效果,實不能歸責醫師,讓其走上訴訟,否則,反增加防禦醫學上的一連串會診與檢查,造成浪費,即未能及時的醫療,對病人未必是有利的。
就是這樣的醫療不確定性,在各種疾病的治療與手術中,容有可以認同的被容許傷、亡危險存在。亦即是,倘若醫師在醫療過程偶有過誤造成病患死傷,除非有顯而易見的過失,不然,在法律上,醫師不會因此而應負起醫療過失的民刑責任。譬如做大腸鏡致腸穿孔狀況千分之三,法院實務認為因施做大腸鏡容許會造成腸穿孔的危險,而不負過失責任。
話雖如此,就病人方,可不會認同醫師在醫療中,造成的死傷,對於,求診者的認知,醫師就是要能治好病,怎能反而使病人死傷。因此,倘若醫病關係 不佳,病人、家屬不理性,或受人慫恿,如何解釋,也是聽不進去,勢必會提起醫事的民刑訴訟。
話說醫療的刑事訴訟,承辦檢察官既非具有專業醫學知識與訓練的人,辦案方式,通常是在聽取被告與告訴人的陳述後,再根據雙方提出的請求鑑定內容,最後將全卷證送請行政院醫事鍵定委員會作鑑定,在鑑定結果下來後,通常檢方都會尊重鑑定意見內容,作出起訴或不起訴的處分。
前幾日,我到慈濟醫院做醫療糾紛的演講時,聽到該院醫務秘書李毅提及,他是鑑定委員會的講師,在為醫師醫療糾紛講習中,提供ㄧ案例供學員撰寫鑑定意見,寫出的結果互有歧異。準此而論,可得推知畢竟醫師也非法律專業,未必能有正確的法理基礎,結果互異,尚屬預料中的事,然而,豈不證明,不同醫師判斷結果,也會如司法判決般互異。
因此,個人以為,檢察官正常的處理醫療糾紛的方式,宜在拿到鑑定結果後,再交付訴訟雙方當事人表示意見,因為鑑定結果,未必是正確無誤的。
法律人皆知,最高法院對於鑑定意見的證據效力,諸如最高法院79年台上字第540號判例所示:「法院固得就鑑定人依其特別知識經由事實觀察,加以判斷而陳述之鑑定意見,依自由心證判斷事實之真偽。
鑑定人之鑑定意見可採與否,則應踐行調查證據之程序而後定其取捨。倘法院不問鑑定意見所由生之理由如何,據採為裁判之依據,不啻將法院採證認事之職權委諸鑑定人,與鑑定僅為一種調查證據之方法之趣旨,殊有違背。」亦即是,司法人員實不能以鑑定意見作為唯一認定事證的依據,否則,容有違背法令之嫌。
但按,鑑定報告本身在醫療訴訟上固然能扮演協助不熟悉醫學常識的法官,去瞭解與發現真實的作用,進而鑑定意見容易促使法官在案件的自由心證上,形成一定的影響效果。
前述,鑑定意見乃鑑定人或鑑定機關所為之判斷意見,僅屬證據資料之一種,鑑定意見是否可採,屬證據取捨及其證明力判斷之問題,此為事實審法院之職權,並非案件一經鑑定,事實審法院必受鑑定意見之拘束,尚可獨立作出不同的判斷。
衡諸常情,醫師醫療難免於病患傷亡;醫療鑑定因人的看法,亦會有錯誤鑑定意見;至於,司法人員如果不深入調查與理解,恐亦難脫免誤解與誤判。醫師在面對醫療的不確定性,再因鑑定結果會有錯誤,乃至於,司法的誤判,這樣的情狀,實讓醫師很辛苦的去面對醫療糾紛,甚至可說,醫師打官司還要看運氣。
記得我多年前經辦一件醫師被提起公訴的案件,竟然是醫療鑑定機關引用了錯誤的護理紀錄時間,誤會醫師延誤放置引流管,並以本案醫師穿刺至右鎖骨下動脈,且未及時實施開胸手術止血,難謂無疏失之嫌的鑑定意見,卻未深入考量依據醫療文獻報告,此種中央導管置入術的手術出血機率仍達有百分之一機會,而有可容許性。
於放置引流管的醫師,並未延誤,在因他當時僅為總醫師,無法為病人下刀開胸探查止血,且當時醫院只剩下一名主治醫師,在開一台緊急的刀,兩人實無歸責之原因。
記得當時,在檢察官提示該鑑定意見時,我方有發現錯誤引據與不深入的分析,當庭陳明退庭後立刻陳報意見,不異承辦檢察官未幾即將被告兩人起訴。異於其他檢察官會在讓雙方提出陳報意見書後,再彙整資料,送交原鑑定機構,抑或他醫學單位再鑑定。
當然,也不是一次鑑定,來定生死。
被起訴後,法官仍應再調查證據,聽取被告或檢察官意見,再整理意見另送鑑定。該案最後結果,判決被告無罪確定,足以證明,最初的鑑定結果,並非法官必然要遵守,或加以採用的唯一途徑,仍須再調查其他證據證明與鑑定結果相一致,此鑑定才能被採為有利或不利被告的證據。在此強調,最重要的,鑑定意見不是唯一的證據方法。
根據個人閱覽學術文獻,鑑定結果認為醫師有疏失時,醫師本身仍有四成機會獲得勝訴。因此,涉入醫療糾紛的醫師,在瞭解鑑定意見的訴訟效能時,無須對不利的醫事鑑定意見有所苦惱,打醫療糾紛的案件,只要竭盡所能,提出自己無過失證據與理由,相信遇到好的法官,必定會還你清白。
其主要原因有二:第一、鑑定雖指摘醫療過程確有人為疏失,但因果關係部分卻可能難以認定,歸責評價上無由成立醫療過失,也因此法院判決醫方勝訴或者無罪。第二,同一個案不乏遇有反覆送交鑑定者,或為偵查期間先由檢察機關委付鑑定,或為審判期間另由不同審級乃至民、刑事法院各別囑託鑑定,因此每件判決所參酌援引之鑑定報告可能不只一份。再加上本研究採取全案綜覽方式,類此重複鑑定之案件,判斷上不分鑑定之實施先後,只要裁判援引之審查意見有過指明系爭醫療行為構成疏失危害,在此即可納為「鑑定結果不利於醫方」之案型,已如前述。於是乎,部分所謂鑑定對醫方不利之判決案件,本身或多或少還夾雜著若干對醫方有利的鑑定意見,經法院審酌而後加以認採者,不勝枚舉。此由本文發現鑑定意見不利於醫方時,被告醫師在刑事追訴的定罪機會為四成多,偏巧與醫療糾紛的疏失鑑定維持率相仿,可見一斑。
 
約炮還是性侵?怎麼證明? 列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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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日, 23 九月 2018 09:53

資料提供:李殷財律師(劍無鋒律師事務所) 整理:記者江思婷

【案例】

阿志在交友網站上認識小玉,阿志經常會去接送小玉下班,兩人再一起去吃飯,有時也會把車開到附近的公園約會,兩人就在車上接吻、擁抱…。

有一天兩人約會後,阿志要開車離開前,小玉說:「我們約會的地點都是在公園、在車上,我想換個地點,明天可不可以去你家?」阿志回答:「那當然沒有問題,歡迎之至!」第二天晚上,阿志跟小玉一起吃完晚飯後,兩人就一起到阿志的家中,一開始兩人只是互相愛撫,接著興緻一來,就想要做愛,阿志臨時踩煞車告訴小玉:我沒有保險套,我去隔壁超商買一下保險套,馬上回來。小玉說:沒有關係,我不介意。但阿志說:我們還年輕,這樣對我們都比較好。阿志要出門時,小玉說那我也跟你去挑飲料,兩人就手牽手一起出門,買完保險套,兩人回家完事後,阿志就開車送小玉回家了。隔了2個星期,阿志突然接到警方來電通知他前往製作筆錄,阿志搞不清楚狀況問警察到底發生什麼事?警察說:小玉告你性侵害。阿志會構成犯罪嗎?

【解析】

所謂的性侵害(強制性交)應該是要違反被害人的意願,而發生性交。但從故事來看,其實兩人應該是情投意合,你情我願的。只是阿志要怎麼證明?畢竟女方一直哭哭啼啼的,看起來就是被害人的樣子。

這種案件,雖然只有兩個人在場,應該不會有其他在場的目擊證人,那怎麼辦?其實,要證明一件事情,有時除了人證以外,我們也可以思考看看:有沒有物證?

阿志不是跟小玉交往一段期間了嗎。那應該有雙方聯絡約會的訊息、line對話,這就可以證明雙方是男女朋友關係。雖然可以證明是男女朋友,但男女朋友,不見得女方就一定會同意做愛,所以,還要證明女方是同意的。我們想一下:阿志辦事之前,不是去買保險套嗎?而且還跟小玉一起手牽手出門,這時候只要調監視器(但要趕快調閱,否則錄影可以會被覆蓋),再提出買保險套的發票,就可以證明兩人一起手牽手去買保險套。而小玉是成年人了,應該知道買保險套是要做什麼用的吧!如果她告訴檢察官說:我以為只是要回來吹氣球而已,恐怕也不會讓人採信。

最後,阿志又找到兩人事後的簡訊,也看到小玉在做愛完的隔天,一直寫訊息告訴阿志,棉被不夠暖,枕頭太低了,想要幫阿志買新的棉被、枕頭,而且有機會的話,再去幫阿志煮飯,從這些訊息來看:如果阿志真的對她性侵害,小玉怎麼可能還要幫他買棉被、枕頭,又要幫他煮飯,顯然小玉已經以女主人自居了,應該不是性侵害。

這個案件,檢察官最後參考這些證據資料,對阿志做了不起訴處分。

 
供出共犯要經檢察官事前明示同意 才能減刑? 列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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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二, 18 九月 2018 07:33

撰文/湯文章(東大國際法律事務所主持律師)

整理/記者江思婷

一、案例:

小明與小華、阿山、阿成等四人,共同前往國有保安林內盜採牛樟。經人檢舉為警循線查獲小明,移送檢察官偵辦後將小明收押,檢察官認為尚有共犯,但不知為何人,乃要警察續行偵辦,經警借提訊問曉以大義後,小明表示願意供出共犯為何人,承辦員警將該情報告檢察官,表示已經得悉共犯為何人,可否通知共犯到警局製作筆錄,檢察官表示同意。嗣經員警通知後共犯小華、阿山、阿成等三人到案經訊問後,以四人共同違反森林法第52條規定,移送檢察官偵辦。嗣經檢察官偵查起訴,法院審判時,小明抗辯:其供出共犯,應該減刑。有無理由?

二、解析:

森林法第50條及第52條所列刑事案件之被告或犯罪嫌疑人,於偵查中供述與該案案情有重要關係之待證事項或其他正犯或共犯之犯罪事證,因而使檢察官得以追訴該案之其他正犯或共犯者,以經檢察官事先同意者為限,就其因供述所涉之犯罪,減輕或免除其刑,森林法第52條第6項定有明文。該規定之立法理由,該規定係參考證人保護法之規定,目的在於藉減輕或免除其刑之誘因,俾犯罪嫌疑人於偵查中供述更多事證,以利森林保護。但森林法第52條第6項規定之適用,以「經檢察官事先同意」為要件,卻未規定同意之方式,因此產生「事先同意」究竟要明示或默示?書面或口頭之同意皆可?的問題。實務見解有指出,以檢察官於偵查中明示同意為要件(最高法院106年度台上字第4080號刑事判決),更有認為此規定既對於行為人之刑責有重大影響,自以書面明示較為妥當,並杜絕法律適用爭議(臺灣台東地方法院106年度原訴字第10號刑事判決)。換言之,依目前實務見解,除非檢察官事前明示同意,否則縱使於偵辦過程中,自願供出共犯,亦無減刑之餘地,僅能當作刑法第57條第10款犯罪後態度良好,作為量刑之參考。

然而,該條之立法理由已明白揭示以減輕或免除其刑為誘因,藉以取得犯罪證據,目的無非是在節省司法資源,就法律經濟分析來論,投入極少成本卻能得到極大的效果,符合效率,實無加以嚴格限制的必要。況且,並無相關法律明文規定,警察或檢察官在偵辦違反森林法時,應告知犯罪嫌疑人有此減刑或免刑之規定,而一般人民並不當然知悉該項規定。因此,當警察或檢察官不欲讓犯罪嫌疑人有減刑或免刑之適用,而不告知該項定,使用偵辦技巧,循循善誘或曉以大義,犯罪嫌疑人果然供出與該案案情有重要關係之待證事項或其他正犯或共犯之犯罪事證,偵辦犯罪之目的已達,但犯罪嫌疑人卻不能享有減刑或免刑之恩典,豈合乎事理之平?因此,該條項之適用,實無限制在「明示」及「書面同意」之必要。若有其他證據顯示,與該案案情有重要關係之待證事項或其他正犯或共犯之犯罪事證之查獲,確實係來自於犯罪嫌疑人之供述,即應給予減刑或免刑之優惠。

 

本件犯罪嫌疑人小明,係因檢察官認為尚有其他共犯,要求警察續行偵辦,過程中小明表示願意供出共犯為何人,承辦員警業將該情報告檢察官,檢察官得知共犯為何人後,亦同意警察通知共犯到警局製作筆錄,種種事證顯示檢察官已默示同意,故小明應該有森林法第52條第6項減刑或免刑之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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