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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體本是中道力量、社會的良知良心,也是公眾的守護者。《東方報》自九十六年八月一日創刊迄今(前身東方快報),六十多位員工在自己的工作崗位上兢兢業業,只為守護花蓮這塊美麗的土地和善良的人民。尤其《東方報》為善盡社會公器責任,發揚人性光明面,堅持不刊登害人的「地下錢莊廣告」、「六合彩賭博廣告」 及「色情廣告」。 
「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東方報》是花蓮地區一家屬於「社區性」的報紙媒體,每日以八個大版刊登花蓮縣及十三個鄉鎮市的新聞,豐富的、完整的、深度的將全縣新聞呈現出來。而本人也特別要求《東方報》編、採同仁務必秉持「四不原則」∣「不捲入」、「不介入」的採訪和報導心態,提供讀者一個「不加工」、「不加料」的新聞議題,希望提供閱讀公眾一個純淨的新聞報導。  
花蓮是一處充滿「傳媒傳奇」的山城,實際居住人口不到卅萬,產業經濟及文化藝術相對的貧瘠、落後,但是地方媒體竟如此的「蓬勃發展」!因此在花蓮地方媒體充斥的當下,《東方報》將繼續走自己的正路,並堅持扮演社會的良知良心。(社長 林裕勳)

東方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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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東方報
被架空的繼承回復請求權 列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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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二, 25 十二月 2018 07:38

撰文/湯文章(東大國際法律事務所主持律師)

整理/記者李雨修

近日大法官作成釋字第771號解釋,內容是繼承回復請求權與個別物上請求權係屬真正繼承人分別獨立而併存之權利。繼承回復請求權於時效完成後,真正繼承人不因此喪失其已合法取得之繼承權;其繼承財產如受侵害,真正繼承人仍得依民法相關規定排除侵害並請求返還。然為兼顧法安定性,真正繼承人依民法第767條規定行使物上請求權時,仍應有民法第125條等有關時效規定之適用。

繼承回復請求權與所有物返還請求權二者間,究竟是什麼關係?學界多年來爭執不休,有認為繼承回復請求權是一種集合的權利,是一種個別所有物返還請求權的特別規定,因此,雖然繼承的財產受到侵害,也只能依據繼承回復請求權規定來行使權利,不能再主張個別的所有物返還請求權。但另一派的見解則認為,二者是併存的權利,可以個別行使,其中一種權利行使或消滅,對於他種權利不會有什麼影響。

這二種見解各有利弊,第一種的看法好處是主張被侵害的繼承人,不用去證明個別財產被侵害的事實,只要證明自己是合法的繼承人,以及被侵害的財產是被繼承人的財產,壞處是可以主張的時間,最長只有10年。第二種的看法是可以主張的時間,長達15年。壞處是主張的人除要證明自己已經因繼承合法取得個別財產的有權外,還要去證明個別的財產遭受到侵害。

法律見解因為著眼間不同,本來就會有不同結論,一種見解的好處通常會是另一種見解的壞處,反之亦然,這原本就是極為輕鬆平常的事。法條是死的,法律重視規範的安定性,但社會環境隨時在改變,舊的法條規定,有時候並不能符合外在的社會環境變化,或者法條的規定,原本就存在著模糊的空間,並且法律錯綜複雜,不同法律間有位階高低的問題,有特別法普通法的問題,也有中央法規與地方法規衝突的問題。因此,要賦給法條生命,就要靠解釋。解釋法律有很多種方法,在台灣最有權力和最有權威的解釋機關就是大法官。所以大法官說的就算,其他法官和學者說的就算了!因此,這個幾十年來的爭議,算是一槌定案。按下來能做的,講好聽的話是去批評大法官看法的良窳,講難聽的話就是去罵大法官的見解。就我來看,二者的目的都是一樣,都在期待大法官能夠再施加關愛的眼神,那天能夠再改變見解或者最少再做個補充解釋。

 

大法官釋字第771號解釋,等同架空繼承回復請求權,反正不用在10年內請求,還有5年的時期。但繼承回復請求權的消滅時效期間,是從知悉繼承權被侵害的時候開始起算,個別的所有物返還請求權也是如此,可是大法官又說「然為兼顧法安定性,真正繼承人依民法第767條規定行使物上請求權時,仍應有民法第125條等有關時效規定之適用。於此範圍內,本院釋字第107號及第164號解釋,應予補充。」釋字第107號及第164號解釋,原來是指已登記的不動產所有物返還請求權,無消滅時效之適用,所以無論經過多久時間,都可以要求占用人返還,占用人不能援用已經占用15年作為時效抗辯拒絕返還,但釋字第771號解釋剛好顛倒,已經辦理繼承登記及所有權登記的繼承人,在15年之內仍可能受到真正繼承人行使返還請求權,這等同剝奪不動產所有權登記名義人的抗辯權。這句話可是顛覆傳統民法消滅時效的見解,到底這是偉大的法學創見還是標新立異,就看大家各自解讀了。

 
淺談刑事簡易判決實務操作 列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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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一, 24 十二月 2018 07:45

撰文:曾泰源律師

整理:記者江思婷

法界前輩,也是現今監察委員高鳳仙近日在其臉書貼出,其提出調查報告,建請司法院針對刑事簡易程序研議修法。
委員提到,銓盛律師事務所向她陳情,經過深入調查後,發現司法院居然為了減輕法官的負擔,讓1年約12萬個案件,沒有經過通常程序審判,大多數被告沒有看過法官,有些人連檢察官也沒有看過,就被用簡易程序判刑,可能嚴重侵害被告的訴訟權,有違憲之虞。
刑事訴訟第449條第1項規定第一審法院依被告在偵查中之自白或其他現存之證據,已足認定其犯罪者,得因檢察官之聲請,不經通常審判程序,逕以簡易判決處刑。但有必要時,應於處刑前訊問被告。前項案件檢察官依通常程序起訴,經被告自白犯罪,法院認為宜以簡易判決處刑者,得不經通常審判程序,逕以簡易判決處刑。
其實,法律如此規定確實有訴訟經濟,降低案件數量的作用,讓院檢在案件的負擔上鬆一口氣。尤其是在判決書的制作上,更可以簡化,速度快又省時。如此對於苦於訴訟冗長,憂心訴訟結果不知會如何的人,也是一大福音。
可是,檢察官之聲請簡易處刑判決問題出在哪兒?早期發現被告在卷內根本沒自白,檢察官的聲請簡易處刑書,竟會登載不實,擅自替被告自白。有的被告收到這樣的聲請書,氣噗噗的來事務所問怎麼辦?
當然我們會告訴他,趕快遞狀聲請依普通程序辦理。然而,偶有快槍手法官等不及被告的聲請狀,就以其他現存證據直接做出簡易判決,被告不得已只能依據簡易程序提起上訴,平白無故被剝奪掉一個審級的利益。
果爾,倘若遇到一位駁回法官,或不好意思不支持同事,而不具正義感的審判長,被告的冤屈恐無處救濟。尤其在台灣當今要提非常上訴或再審比登天還難的情形下,冤獄是很容易發生的。
高鳳仙監委研究有關刑事訴訟法簡易程序之規定與司法實務之運作,認為嚴重違反憲法訴訟權保障、正當法律程序及刑事訴訟法上聽審請求權,肇致人民司法救濟權受損,陳請本院依法聲請釋憲,以保障人民權利。
她進一步的研究現行刑事訴訟法簡易程序,因係採書面審理,然未經開庭程序即為裁判,是否剝奪被告享有接受法院公開審判、言詞辯論、與證人對質及交互詰問等之訴訟權利?有無違反憲法第8條及第16條規定?檢察官未取得被告同意即逕行向法院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是否有濫用簡易程序之疑慮?且在未取得被告同意下,被告不服判決結果必然提起上訴,則簡易程序是否能達到訴訟經濟之目的?均有深入調查之必要等情。
個人至為贊同高委員的看法,其實就簡易訴訟程序的進行,應在檢察官偵訊時,由被告表達願意依照簡易訴訟,並記載於筆錄中。對於被告否認犯罪的抗辯時,不應聲請簡易判決。而法院更不應以片面主觀的其他現存之證據,已足認定其犯罪者作為簡易判決的要件,遽加判決。
法院不宜以一己之方便結案,而犧牲人民訴訟上的權益,倘若不加修法,亦請院檢在執法過程採取嚴格的被告是真的自白,倘若被告有抗辯,法院仍宜轉為普通程序辦理,方為保障人民訴訟權益的方式。
對於被告而言,苟若收到與己陳述內容不同的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請於第一時間盡速找律師幫忙撰寫聲請改以普通程序的書狀,載明理由,以防法官的快速簡易處刑,方能確保自己權益。
最後援引高委員的意見,祈請司法院宜研議修正相關法規,使法官逕行轉換簡易程序,以「審判中」自白犯罪為要件,且須得被告及檢察官同意,並踐行訊問被告程序,以維護憲法所保障之人民訴訟基本權利。
 
假交友真詐財,構成何罪? 列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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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日, 23 十二月 2018 13:34

資料提供:劍無鋒律師事務所 李殷財律師

整理:記者江思婷

【案例】

小林在網路交友平台假冒「金陳五」名義交友,專挑一些失婚或喪偶的婦人,並向對方謊稱:因為老婆剛過世,想要認識新朋友,後來認識王姓女子後,他告訴對方:每月可以幫她付5萬元生活費,讓王女誤以為找到真愛,之後,兩個人並互換定情物,而且也拜見雙方父母,小林陸續騙王女一些現金及金飾,共20多萬元,之後,就避不見面。小林食髓知味,又在交友平台改名「張協友」,謊稱他是多家公司負責人,又騙到另一名蔣姓女子,騙蔣女刷卡買10多萬元金飾給他。接著,小林又換個假名,自稱是香奈兒經銷商,又騙黃姓女子交往,並叫她投資,先後騙了40多萬元。這些被害人後來就對小林提出刑事告訴,小林會構成犯罪嗎?

【解析】

所謂詐欺案件,通常都是騙子為了詐騙別人的財物或利益,向被害人虛構一些情境(例如:自己財力雄厚,因為資金都卡在房地產,所以,要先借錢;或者邀對方投資…等,但事實上,根本沒有這些狀況),讓被害人信以為真,才借錢或進行投資。講白話一點:就是騙錢。

一般的詐欺案件,只要經過法官調查,事實上,你跟被害人所講的情形,幾乎都是捏造出來,很容易被認定是詐欺罪。不過,有一種情形:就是男女雙方曾經交往,甚至已經結婚的情形,在這種情況下,有時候「愛到卡慘死」,明明知道對方經濟狀況已經陷於困境了,可是還是不斷拿錢給對方,在這種情況下,不見得會構成詐欺罪。理由是:雙方當時是密切交往,而且感情很好,「被害人」明明知道對方財務吃緊,還是願意拿錢出來資助對方,在這種情況下,被告並沒有詐騙的行為,而且「被害人」也沒有被騙,所以,不一定構成詐欺罪。

但本案的情形不一樣,因為小林在網路上連騙三個女子,而且全部都是用假名,他宣稱:「每個月付5萬元、結婚要買金飾、多家公司負責人、香奈兒經銷商、要進行投資…」,全部都是假的,而且也被法官查出小林還有太太,顯然只是假交友真騙財,在這樣的情形下,很容易被法官看破手腳,最後,法官認定小林構成3個詐欺罪,並判刑1年8個月。

 
勞工職災救濟方式(上) 列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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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六, 22 十二月 2018 10:13

資料提供:吳明益律師聯合事務所

整理:記者江思婷

案例:

老王受僱於小馬哥廣告公司擔任技術人員,從事廣告招牌安裝作業,於102年10月14日上午9時許,在花蓮市中美路上利用天車設置廣告招牌時,遭天車勾子擊中額頭,造成頭部外傷併前額粉碎性、凹陷性骨折及左側硬腦膜下血腫、全身多處擦傷及挫傷、嗅覺功能異常等傷害,經勞工保險局核定後發給老王540日職業傷害失能給付,然老王實際所領之薪資為日薪1,500元,小馬哥廣告公司為老王投保之日薪卻僅1,000元,導致老王領得之勞保失能給付減少270,000元。試問:在我國現行職業災害補償制度下,老王得如何主張權益?

說明:

一、 關於我國勞工職業災害的救濟方式,目前可以區分為職業災害賠償與職業災害補償二大體系,其中有關職業災害補償的部分,又可以區分為勞工保險條例之職業災害給付、勞動基準法之職業災害補償、職業災害勞工保護法之津貼補助等三個部分,另有諸多勞動安全衛生法規及勞動檢查法規,目的均在保障勞工生命、身體、健康安全。

二、 雖然我國勞工法令規範尚屬完備,但是職業災害件數仍然居高不下,依行政院勞工委員會統計資料所示,民國101年勞工保險職業災害數逾60,000人次,其中死亡616人,失能3,839人,傷病57,173人(參考自行政院勞委會官方網站資料),此勞工職業災害之發生,可能肇因於雇主提供之勞動環境不佳、主管機關勞動檢查不足、職災通報系統不完備導致無法及時糾正、勞雇雙方對於職業災害警覺心不夠等因素,惟無論如何,職業災害不僅直接對受害勞工本身造成身體及心理傷害,更可能影響勞工之家庭生活與經濟,確實不容忽視。

三、 在請求職業災害補償之前,須先確認是否屬於「職業災害」,依職業安全衛生法規定,職業災害是指因勞動場所之建築物、機械、設備、原料、材料、化學品、氣體、蒸氣、粉塵等或作業活動及其他職業上原因引起之工作者疾病、傷害、失能或死亡而言。而實務上有以「業務執行性」及「業務起因性」作為判斷標準,亦即在認定是否屬於職災時,須先判斷勞工的行為是否屬業務執行範圍,若在勞工業務範圍內,再判斷該行為與傷害之間是否具有因果關係,於二者兼具時,即屬職業災害。(未完待續)

 
吸毒人持有大量毒品的罪責 列印
作者是 user   
週一, 17 十二月 2018 07:47

撰文:曾泰源律師

整理:記者江思婷

想當年擔任檢察官,被指派專辦海洛英專股,才驚覺當時花蓮毒品的氾濫,在自己努力與警調的配合查緝,許多施用、販賣毒品的被告,被起訴判刑,因而被吸毒的被告取名為「四號檢察官」。雖然當年因而海洛英的施用、販賣案件漸漸減少,然而安非他命後來的取而代之,造成花蓮毒品案件並未降低,於今各式各樣的新興毒品的出現,更是令人擔憂。
毒品犯罪讓監獄人滿為患,家庭破碎,社會不安,固然查緝嚴懲,是司法人員的重任。但是,面對一再發生的累犯,使得司法官們疲於奔命,可是,司法人員承辦毒品案件仍應本於嚴格證據法則斷案,不足以個別的直覺來對待被告,與予論罪科刑。
在我多年承辦毒品的經驗裡,不乏吸毒者或毒販被查獲時,持有大量毒品,這個時候的被告,可能涉犯什麼樣的毒品罪責呢?
按最高法院107年台上2668號判決意旨略以:「證據證明力之判斷及事實之認定,雖屬於事實審法院得自由裁量判斷之職權,但此項職權之行使,仍受經驗法則與論理法則之支配,有其客觀性,觀諸刑事訴訟法第155 條第1 項規定即明。又販賣毒品罪,行為人或基於販賣營利之目的,將毒品販入再行賣出,或以意圖販賣營利以外之原因而持有毒品,其後始起意營利販賣,其犯罪態樣不一而足。故在行為人持有毒品並未賣出即遭查獲情形,其所持有毒品是否基於販賣營利之意思而販入,或何時產生販賣營利意圖,與其究應成立單純持有毒品、意圖販賣而持有毒品,或販賣毒品未遂罪責攸關。且因上述犯罪行為所表徵之持有毒品外觀大致相同,事實審法院對於此項主觀意圖之有無及究竟起於何時,自應以嚴格之證據予以證明,並於事實欄內詳為記載,然後於理由內說明其憑以認定之證據,始足資為論罪科刑之依據。再持有毒品之原因不僅一端,或基於非營利之目的而取得毒品並持有(例如他人轉讓或受託寄藏而持有,或供自行施用、幫助他人施用而購入持有等),或基於販賣營利之目的販入毒品而持有,如無積極證據,自不得單憑行為人持有毒品之數量多寡,施用毒品前科有無,或有查獲相關工具等情,遽行推定其有販賣之營利意圖。」
本件最高法院的判決法理楬櫫,被告縱令持有大量毒品,其可能構成犯罪的主客觀態樣與判斷之依據,非僅以被告持有大量毒品,就應該構成意圖販賣而持有毒品,或販賣毒品未遂罪責,此在院、檢、辯實務上辦理類似案件,頗值參考。
我在多年前亦曾接受委任為因持有數量不少的海洛英的被告,為檢方依意圖販賣持有一級毒品罪起訴,然因檢方偵辦過程中,查無被告有販賣意圖的通聯或證人的舉證被告有何販賣海洛英之意圖,最後法院基於「罪疑惟無」的無罪推定原則,判決被告無罪確定。
惟另亦曾為一件於監察通訊被警方監聽得販賣二級毒品與他人,嗣後多日在被追捕時,又查到持有為數不少的二級毒品的被告辯護。該案檢察官最後以販賣罪及意圖販賣而持有毒品兩罪起訴。最後法院支持檢察官的起訴,判決被告均有罪,當然本案因被告前有販賣毒品的證據,嗣後多時再持有大量毒品趴趴Go,法官怎會採信被告所辯,是供自己施用,或是前此販賣案件所剩餘的毒品呢?判決兩罪同時成立。
賣毒品或意圖販賣而持有毒品罪責甚重,刑度差異很大,因此,法官的一念之間,影響被告刑期非常,希望藥癮者戒之,趕快脫離毒害,免得終身以監所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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