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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體本是中道力量、社會的良知良心,也是公眾的守護者。《東方報》自九十六年八月一日創刊迄今(前身東方快報),六十多位員工在自己的工作崗位上兢兢業業,只為守護花蓮這塊美麗的土地和善良的人民。尤其《東方報》為善盡社會公器責任,發揚人性光明面,堅持不刊登害人的「地下錢莊廣告」、「六合彩賭博廣告」 及「色情廣告」。 
「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東方報》是花蓮地區一家屬於「社區性」的報紙媒體,每日以八個大版刊登花蓮縣及十三個鄉鎮市的新聞,豐富的、完整的、深度的將全縣新聞呈現出來。而本人也特別要求《東方報》編、採同仁務必秉持「四不原則」∣「不捲入」、「不介入」的採訪和報導心態,提供讀者一個「不加工」、「不加料」的新聞議題,希望提供閱讀公眾一個純淨的新聞報導。  
花蓮是一處充滿「傳媒傳奇」的山城,實際居住人口不到卅萬,產業經濟及文化藝術相對的貧瘠、落後,但是地方媒體竟如此的「蓬勃發展」!因此在花蓮地方媒體充斥的當下,《東方報》將繼續走自己的正路,並堅持扮演社會的良知良心。(社長 林裕勳)

東方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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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東方報
借他人錢應注意事項 列印
作者是 user   
週一, 17 九月 2018 07:43

撰文:曾泰源律師

整理:記者江思婷

有臉書朋友貼出作者筆名貓眼妹的文章,提到,「坐著借,卻要跪著討」…借朋友錢準備好「2份文件」保證要得回來!
她的文中寫到,借錢這種事,為了保障自己的權益,請白紙黑字都寫下來,因為你們口頭承諾過了就過了,who cares啊!如果他連簽都不想簽,這麼沒有誠意,你還奢望他真的會還你錢?她表示要準備本票和借據,如果不簽,也甭想會還你錢。
其實,借他人錢要求借錢的人寫借據是最基本的要求,不要因為是好朋友就覺得不好意思。實務上經常發生,要求借錢人還錢,找不到書面證據。如果此時,借錢人翻臉不認帳,表示不曾借過錢,出借人恐怕連錄音蒐證的機會都來不及,屆時就真的收不回來。
我曾經辦一件起訴返還借款的案件,當事人借錢給前女友,約定多年以後返還,不意交往數年,兩人因故分手,前女友不認帳。於是,他前來委任我訴請前女友返還借款,並提出郵局提款證明。但是,當我詢問他,有無借據或票據,他回答我,沒有,因為借款時,她要他保守秘密,不要給外人知道,她很愛面子。
實務上,有些人會認為,持有票據或有匯款證據,就足以證明借貸債權存在,是否如此?其實不然。交錢、收錢的原因事實有多種,如投資、贈與等等,未必是借貸,不同主張,要有不一樣的證據。
委託人的情形,我預期其前女友會不承認是借貸,會抗辯因男女交往的贈與,所以就進一步詢問委託人,有無證人可以證明這件事。他告訴我,借錢的事,還有朋友甲知情。況且,還有一卷錄音內容,然而我聽了後發現,對方在委託人詢問其借錢何時還返時,顧左右而言他,不正面回答問題。
在討論案情時,他說有朋友可以證明借貸的事實存在,心想既有人證,即便無書面,亦有勝訴機會。因此,而接受委任,提出返還借款的起訴。訴訟中,果不其然,對造提出是贈與的抗辯,甚至,舉證人乙,在某場合中原告有說是贈給她錢。
在法院訊問了我方證人甲時,甲作證時竟稱,在為被告裝潢新屋時,聽原告提及是原告借多少錢給被告,並未親眼看到,也沒聽被告講過借錢的事。反之,證人乙有聽到被告入厝請客時,被告感謝原告幫助買房的事。
在這樣的證據之下,雖然被告在我方錄音內容詢問何時返還借款,默而不答,惟卻與實務上的默示承認要件有異,畢竟她的行止只是「沈默不答」,無默示債務存在的舉止,最後原告被判決敗訴。
各位看倌們,欲借他人錢,最重要的證據,引用最高法院103年台簡上字第20號判決意旨認為,「金錢借貸契約,固屬要物契約,應由貸與人就交付金錢之事實負舉證之責,惟若貸與人舉出借用人立據表示分期履行嗣已清償借款本息一部之證明,或提出借用人自己製作之文書已載明積欠借款之事實者,應解為貸與人就要物性之具備,已盡舉證責任」,此時相對的借錢人欲否認其主張,即不得不更舉反證,已經有還錢的事實,否則,即應受敗訴判決。亦即是,要借款與他人請借款人寫下已經收到錢的借據,是最為穩當,最有保障的。
不過,就我借錢給朋友的經驗是 ,當你把錢匯出去、或是交到別人手上的那刻起,就要有覺悟,這筆錢可能拿不回來了。即便能我們手握借據、本票,如果借錢的人根本無財產,又如何呢?
有的債權人拿到法院的勝訴判決,因為債務人無財產,拿不回錢,會問我說,為什麼國家不幫我向債務人要錢,很不公平,這樣我取得法院判決又有什麼用?說真的,我實在沒辦法回答他,因為依據當今法律,查不到債務人財產,勝訴判決就是一張紙。然而,是否,國家可設計出,債務人如果欠債為法院判決確定,其在何處工作,有何財產?均得輸入電腦,讓國家很快的可以通知債權人向法院聲請強制執行,似乎有這樣的機制,債權人的權利才能真正受到國家的保障。
 
車震偷情,如何蒐證? 列印
作者是 user   
週日, 16 九月 2018 09:53

資料提供:李殷財律師(劍無鋒律師事務所)

整理:記者江思婷

【案例】

小張跟老婆感情不睦,又因為業務關係,跟公司的女職員產生婚外情,後來,小張的老婆發覺有異,就委託徵信社抓姦,徵信業者發現小張跟小三兩人在停車場內車震,就立刻錄影蒐證,隔了不久,徵信業者看到二人完事後,小三拿著紙杯丟在垃圾筒內,等小張開車走了後,徵信業者忍著惡臭去翻找垃圾筒,果然挖到紙杯,紙杯內還有好幾團沾有兩人體液的衛生紙,就交給小張的老婆,小張的老婆就對小張、小三提出通姦告訴,後來,小張一直跟老婆道歉,老婆不忍心告自己的老公,就對小張撤回告訴,沒想到,小三的先生看到傳票後,發現自己的老婆跟小張通姦,也出來告小張。小張在法庭上否認有婚外情,辯稱:徵信業者所拍的錄影畫面是不實的,而且衛生紙也是造假的。小張是否會被判刑?

【解析】

所謂的通姦(相姦)罪,必須要男女雙方有性器官的接合,才會構成犯罪。而發生婚外情時,通常都是在隱密的地方,而且只有雙方在場,要蒐證很不容易,更不用說要證明兩人性器官接合了。所以,實務上這類型的案件定罪率會較低。

這個案件比較特別的地方在於:兩人發生婚外情的地點,剛好就是在停車場,所以,業者還可以錄到兩人車震的畫面,只是距離較遠,而且應該是在夜間,視線也不好,就算有錄到車震畫面,兩人還是可以狡辯:「當時因為工作不順利,我們只是擁抱、拍肩,互相安慰」,甚至「當時天氣很冷,我們互相取暖」,這時候,就算兩人的辯解再怎麼離譜,可是因為沒有直接的證據,法官雖然心知肚明,恐怕也只能判無罪。不過,這個案件有個關鍵的證據「沾有兩人體液的衛生紙」,而且衛生紙被調查局驗出有小張的精液及小三的體液,就可以證明當時小張應該有射精,而且還有沾上小三的體液,所以,應該可以證明兩個人有發生性行為。這時候,就算小張辯稱:衛生紙是徵信業者混合我們兩人的體液,故意栽贓陷害我們的,也不會被法官採信了。為什麼?我們想想看:如果他們兩人沒有發生性行為的話,徵信業者怎麼採集小張的精液?又怎麼採到小三的體液?而且再加上錄影畫面,應該證據非常明確了。

最終小張被法官判刑3月,並且判賠60萬元確定。

 
工會選舉方式有無人民團體選舉罷免法之適用 列印
作者是 user   
週二, 11 九月 2018 07:52

撰文/湯文章(律師 花蓮地院民庭退休庭長)

整理/記者江思婷

一、案例:

某工會召開會員代表大會選舉理、監事,該工會於該項選舉之方式,向來採取無記名連記法,該次選舉中有代表臨時提議要採取無記名限制連記法,但遭會議主席否准,該代表甚為不滿,乃向法院提起撤銷工會會議決議訴訟,有無理由?

二、解析:

按人民團體選舉罷免辦法第4條第1項規定:「人民團體之選舉,其應選出名額為一名時,採用無記名單記法;二名以上時,採用無記名連記法。但以集會方式選舉者,得經出席會議人數三分之一以上之同意,採用無記名限制連記法。」次按人民團體法第1條:「人民團體之組織與活動,依本法之規定;其他法律有特別規定者,適用其規定。」另人民團體選舉罷免辦法固係依據人民團體法第66條規定訂定,惟該辦法第1條後段亦規定:「人民團體之選舉或罷免,除法令另有規定外,依本辦法之規定辦理。」易言之,若其他法令有選舉罷免之規定者,即無前開選舉罷免辦法之適用。

就現行人民團體中,例如:工業團體、商業團體、農業團體、漁民團體均各自訂有自己的選舉罷免辦法,其他自由職業團體、婦女團體等因未自訂選舉罷免辦法,才有人民團體選舉罷免辦法之適用。查工會組織為高度自治之組織,政府向來尊重其人格和地位,基於工會自主原則,工會選舉方式無論採用單記法、連記法、無記名限制連記法均屬於工會自治事項,主管機關實不宜加以任何干預。

況且,工會法99年6月23日修正第26條增訂第2項之立法理由略以:「工會法屬人民團體之特別法。」依特別法優於普通法原則,工會法第26條已有理監事、理事長、監事召集人等選任、解任及停權之規定,則其選舉方式自可授權其在章程內自行訂定。因此,工會法第26條第2項規定「前項第4款之規定經議決訂定者,不受人民團體法及其相關法令之限制。」非但違反工會自主原則,亦違特別法優於普通法原則。

 

再者,異議者遲於當日會議中才臨時提出主張採取無記名限制連記法,此種攸關選舉之重要事項,非但未事先通知工會及會員代表,俾使工會及會員代表得事先知悉,列為召集事由,參酌公司法第172條第5項「選任或解任董事、監察人、變更章程、減資、申請停止公開發行、董事競業許可、盈餘轉增資、公積轉增資、公司解散、合併、分割或第185條第一項各款之事項,應在召集事由中列舉並說明其主要內容,不得以臨時動議提出已違會議」之法理,原告會議當日臨時變更選舉方式之提案,應屬於無效。

 
惡法亦法 列印
作者是 user   
週一, 10 九月 2018 08:13

撰文:曾泰源律師

整理:記者江思婷

前此,閱覽到已退休的康樹正院長臉書貼文標題「惡法亦法」一文,談到檢肅流氓條例的廢止,心有戚戚焉,回想到該法存在時的情境。
康院長回憶在1985年7月19日制定,2009年1月21日廢止,施行超過24載的檢肅流氓條例。有與源於羅馬時代,盛行於13世紀至19世紀中葉歐洲的糾問主義色彩,存在著以下特徵:1.法院扮演追訴者及裁判者的角色,像「包公」問案一樣,球員兼裁判。2.秘密審判,審判不公開。
3.法院依職權調查證據,職權主義色彩濃厚。幸而,雖然惡法亦法,但最後經大法官幾次宣告違憲後,終於壽終正寢。
該檢肅流氓條例的立法固然一時間對於平日在社會上,為非作歹,耀武揚威的一些混混有嚇止或預防,維護治安的作用。然而,警方長官則需要查緝的績效,實施到後來,不免於浮濫,基層警員為達目標,大流氓抓不到,抓小泥鰍來充數。
我當年承接的被移送流氓的案件,在記憶中,裁定不付流氓感訓的比例,比例應有百分之五十,為何能那麼高?實在是要感謝當年在台灣花蓮地方法院服務的王復生法官。他在我承辦為被移送流氓案件的當事人辯護時,最後給予不付感訓的裁定。最讚的是在書類中楬櫫構成流氓要件的幾項重要原則,關於行為人需有慣習性、以社會為公敵等多項要件要素,作為構成流氓感訓的判斷依據,他的判決書對被移送的流氓行為逐一調查、檢視證據。即使認定行為真實,然而,會再判斷其否僅為偶發性,或有其他因素惹起而不具慣習性;最後判斷被移送人主觀上或客觀的行為是否已達具備以社會大眾為公敵的暴力程度。
以我從裁定書上的論理來看,除非該人真的是大流氓,否則,僅是不務正業的小混混,要構成感訓著實不易。
後來我所接受委託的檢肅流氓條例案件,幾乎就是套用王法官的論證公式,深入析理,果真能說服法院,就精神有問題的不定時發作的,或根本是小混混,耍一點威風的,乃至於,只是狐群狗黨,不是嚴重暴力,以社會為公敵的小泥鰍,均得到法院裁定非屬流氓,不付感訓的結果。
記憶最深刻的一件是,我台南同鄉的偵查員,在他承辦的移送流氓案件被裁定不付感訓後,向我抱怨,害他被處分記過。實際上,我還沒告訴他,被移送人當庭抗辯,警詢筆錄根本非他所供述;於是,我聲請法院命警方將錄音帶送交法院,當庭履勘、播放,竟然發現整卷錄音帶是空白的,最後法院裁定結果,不言可喻。如此辦案方式,倘若是現代的當事人,鄉親恐怕會被告死,還敢向我抱怨。
就因當年的立法有其主政者的意志與需要,然而歷經風土民情變遷,或自由、民主的價值進步,與人民的要求。甚至於,連執法者都說過於嚴苛時,惡法當然不要讓它是法,廢除或修正是必要的。不是嗎?
 
待命時間是否為工作時間? 列印
作者是 user   
週二, 04 九月 2018 07:45

撰文/湯文章(律師 花蓮地院民庭退休庭長)

整理/記者江思婷

一、案例:

小明是醫院的司機,除正常上班時間外,每隔幾日晚上還要到醫院待命隨時駕駛救護車。小明就待命期間,請求醫院給付加班費,遭院方拒絕。到庭勞工待命期間,是否為工作時間?可否請求給付工資?

二、解析:

勞基法對於工作時間之定義並無明文規定。內政部74年5月4日(74)台內勞字第310835號明確表示「工作時間應包含待命時間在內」,但內政部75年6月25日(75)台內勞字第416670號函認為,休息時間不計入正常工作時間內。雇主因勞工未提供勞務得以不給付工資。但「待命時間」是否為「休息時間」?

學者參酌德國學說及我國實務見解,依勞工提出勞務高低程度,將工作時間區分為:(一)實際從事工作之時間,為勞基法第4章之工作時間。

(二)備勤時間:雖然並未實際上提供勞務,惟由於合理地預期在該段時間內,有相當高的機率必須實際提供勞務,是以其未實際上提供勞務,乃屬例外。勞工必須處於相當高的注意程度,以備隨時提供勞務;例如客服人員、電話接線人員。鑑於其高度的注意義務與勞務提供的密度,與實際上提供勞務極相接近,應認定為工作時間。

(三)待命時間:勞工雖處於隨時準備提供勞務的狀態,然並未實際上提供勞務。且由於合理地可預期該段時間內,常態上無須實際提供勞務,故其實際上提供勞務係屬例外。在此,若為使勞工能隨時立即地提供勞務,則對其停留處所加以限制,似屬難免。此外,由於有相當高的機率,並無須勞工實際提供勞務,因此基本上並無必要限制其活動。例如值日/夜。由於在此勞工提供勞務的密度、身心健康的耗損顯較正常工作時間與備勤時間為低,我國學說及實務見解多認為屬於工作時間。

(四)候傳時間:勞工在此期間內,實際上並未提供勞務,亦有極高機率無須實際提供勞務,實際上提供勞務則屬極度例外。勞工只須留下連絡方式,以備雇主要求、提供勞務。又由於從接受雇主提供勞務之請求、到實際提供勞務之間,容許一定的通勤時間,因此勞工縱然處於提供勞務的準備狀態,不僅其活動自由、而且其停留處所,大致上都未受到限制。例如醫護人員之on call。因勞工身心健康並未因此受到相當的影響,此與休息時間,較為接近。因此除勞工另有實際上提供勞務之外,否定其為工作時間,雇主毋庸給付工資。

(五)休息時間:勞工不僅被免除於提供勞務的義務,基本上亦無義務隨時準備提供勞務,非工作時間,雇主毋庸給付工資等語。亦即上開(1)(2)(3)之時間,被認定為勞基法第4章之工作時間,其餘(4)、(5)則非工作時間(臺灣高等法院104年度重勞上更(一)字第7號民事判決)。若依此見解,「待命時間」並非「休息時間」,雇主應給付工資。

雖然在勞動生活之現實上,待命時間之勞務準備程度有別,故於某些特殊情況下,雇主經常爭執待命時間不應以工作時間視之的說法,例如,94年度台上字第320號第二審判決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91年度重勞上字第2號判決,雇主主張:「待命備勤之值夜時間,除有出勤,另可支領超時工作津貼,相當於加班費用外,其餘待命時間,因可從事與工作無關之任何休閒活動,並得睡眠補充體力,其精神、體力之緊張狀態,與正常工作時間相差懸殊,自不得與正常工作時間等同視。」

 

惟最高法院97年度台上字第1358號、94年度台上字第320號、91年度台上字第1842號、86年度台上字第1330號,基本上都認為「待命時間」並非「休息時間」是「工作時間」。例如,97年度台上字第1358號判決「於雇主指揮監督下,等待提供勞務之待命時間,亦屬工作時間」,所以,雇主應給付工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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