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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蓮是一處充滿「傳媒傳奇」的山城,實際居住人口不到卅萬,產業經濟及文化藝術相對的貧瘠、落後,但是地方媒體竟如此的「蓬勃發展」!因此在花蓮地方媒體充斥的當下,《東方報》將繼續走自己的正路,並堅持扮演社會的良知良心。(社長 林裕勳)

東方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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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標權之移轉和繼承 (一) 列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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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六, 12 五月 2018 12:57

撰文:吳明益律師(吳明益律師聯合事務所)   整理:記者江思婷.阮文彬

百年老店玉珍齋餅舖第四代傳人黃森榮在1999年間過世,2013年最高法院認定他的75歲妻子黃盧清秀擁有「玉珍齋」等商標權確定;2014年5月黃盧清秀將商標權移轉給三子黃一彬,隔月黃一彬發函給二哥黃一栩,要求他停止使用「玉珍齋」等商標,黃一栩向智慧財產法院提出「確認授權使用關係」告訴。黃一栩主張父親生前已授權他使用「玉珍齋」商標,三弟也應容許他繼續使用「二哥的玉珍齋」招牌。但智財法院認為,黃森榮過去安排次子黃一栩開設「玉珍齋分店」,可見當時確有授權使用該商標;但黃森榮過世後,黃一栩不再向本店進貨,還對母親黃盧清秀提出偽造文書、商標權移轉登記等訴訟,既然黃一栩不再向玉珍齋進貨,代表雙方已合意終止授權經銷,黃一栩不得再使用商標;而「二哥的玉珍齋」跟「玉珍齋」確實高度近似,極易讓消費者混淆,判決黃一栩也不得繼續使用作為招牌。

上面的真實案例其實也發生在台灣為數眾多的家族企業間,為了利益,家人反目成仇的案例不勝枚舉。如何避免這類的悲劇發生在自己家族間的最好作法,即是預先做好接班規劃。這兩星期我們就來談談商標的移轉和繼承。

首先來看商標的移轉。商標專用權之移轉於當事人雙方意思表示一致即生效,也可能依某特定事實發生而發生移轉效果,例如繼承。商標法第三十五條規定:「商標之移轉,應向商標專責機關登記;未經登記者,不得對抗第三人。」所以,商標之移轉應該登記,但是只要雙方意思表示一致即生效,登記僅是可以對抗第三人,若未登記,第三人就可以主張權利。移轉商標之登記,可由受讓人依移轉契約合意關係提出移轉登記之申請。當事人應自行查閱或由商標權人提供商標權有無設定負擔處分,以避免權利受損。

商標權人死亡時,應如何辦理繼承移轉登記?依商標法施行細則第30條規定,申請商標權之移轉登記者應備具申請書,並檢附移轉契約或其他移轉證明文件。若商標權人死亡,其法定繼承人欲辦理繼承移轉登記者,除應備具移轉登記申請書外,應同時檢附原商標權人死亡證明、全戶戶籍謄本(由申請人具結係全戶謄本),及商標權歸屬證明文件。所稱商標權歸屬證明文件係指辦理繼承移轉登記時提附經濟部智慧財產局,用以證明商標權歸屬之文件,若該商標權係由法定繼承人之ㄧ繼承取得,其辦理繼承移轉登記時,應檢附其他法定繼承人之同意書。

 
被告起訴前就死亡,訴訟是否合法? 列印
作者是 user   
週二, 08 五月 2018 07:46

撰文/湯文章(花蓮地院民庭庭長)

整理/記者江思婷

一、案例:

小明於107年2月1日向法院起訴請求小華返還借款,起訴狀載「程序上事項:本案中借款已近15年,已有繼承之情形發生,原告側面得知被告小華業已逝世,請求鈞院准原告向戶政機關函查被告等確實姓名及住所後,再為送達。」嗣法院調查結果小華已於106年12月2日死亡。法院乃發函給小明「於文到10日內具狀就被告於106年12月2日死亡表示意見,逾期即駁回該部分之起訴」表示意見,小明收受後隔日即具狀表示「請鈞院發函准原告調閱相對人之繼承人戶籍謄本,以利原告查明繼承人後為訴之變更,以利訴訟進行」等語,但法院在10日期間未滿即認為小明起訴不合法,駁回小明之訴。

二、解析:

按原告之訴,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法院應以裁定駁回之;但其情形可以補正者,審判長應定期間先命補正:三、原告或被告無當事人能力者。民事訴訟法第249條第1項定有明文。次按有權利能力者,有當事人能力,為同法第40條第1項所明定。按人之權利能力,始於出生,終於死亡;有權利能力者,有當事人能力;原告或被告無當事人能力者,法院應以裁定駁回原告之訴,為民法第6條、民事訴訟法第40條第1項及同法第249條第1項第3款所明定。準此,可知原告起訴時,如以已死亡之自然人為被告,因無從命補正,法院即應逕以裁定駁回之(最高法院98年度台抗字第707號裁定)。因此,被告在起訴前已經死亡,原告仍將之列為被告,屬於無法補正之事由,法院應該駁回原告之訴,此為實務一貫之見解。

但近來最高法院106年度台抗字第370號裁定認為,再抗告人於起訴狀記載「「程序上事項:本案中借款已近15年,已有繼承之情形發生,原告側面得知被告小華業已逝世,請求鈞院准原告向戶政機關函查被告等確實姓名及住所後,再為送達。」似本即有就起訴狀所載當事人死亡時隨時補正而變更當事人之意思。而法院嗣後發函通知再抗告人「於文到10日內具狀就被告於106年12月2日死亡表示意見,逾期即駁回該部分之起訴」,應屬定期間命補正之裁定,則再抗告人收受該函後,具狀陳報「請鈞院發函准原告調閱相對人之繼承人戶籍謄本,以利原告查明繼承人後為訴之變更,以利訴訟進行」等語,屬於補正(變更當事人)之意,故法院駁回原告之訴並不合法。

 

此見解顛覆傳統實務見解,斯值得注意。個人認為最高法院的見解是錯誤的。理由很簡單,訴訟只有在合法的狀態下,才有變更的可能。當事人在起訴前已經死亡,根本無當事人能力,訴訟本來就不合法,且是無法補正的事由,怎可變更!原告如欲訴訟,應以繼承為被告才是。最高法院上述見解,明顯逸脫法律規定,且會與訴訟程受事,互相混肴,並不足取。

 
束手無策的毒品防範 淺介毒品法庭 列印
作者是 user   
週一, 07 五月 2018 08:00

曾泰源律師/撰文

記者江思婷‧阮文彬/整理

筆者於80、81年間擔任台灣花蓮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時,任行政院長的連戰先生鑒於毒品危害社會的嚴重性,向毒品宣戰。當年我因承辦煙毒案件專股,在警、調配合下,戮力掃蕩毒品,固將施用四號毒品海洛英的人ㄧㄧ送入監獄,花蓮吸用海洛因人口減少許多。然而,當年安非他命的販賣、施用案件,卻取而代之,迄今猶抓不勝抓。

尤有甚者,爾今台灣社會新興毒品,卻如雨後春筍般的冒出,愷他命、Fm2及各種不同的毒品,吸引年輕族群,毒害社會,益加嚴重。

昔日政府對於毒品的防制,歷經幾任總統皆非常重視毒品氾濫的現象,極力推動反毒政策,不遺餘力。乃至今日,小英總統在520上任的第一件重大宣示,就是在6月3日的全國反毒會議上強調:「毒品防制是政府第一要務」。

然而,多年來警政單位及檢調共同努力查緝並掃蕩毒品的成效雖然斐然,卻仍無法阻止毒品案的攀升,也意外衍生毒犯塞爆監所的窘況。監所人滿為患的情況,已成為政府另一頭痛的難題。

因此,有立法委員呼籲降低假釋門檻,紓解監所壓力,姑不論是否妥適,個人認為實際上,無解於不斷的毒品犯罪。

更應檢討的是,司法把那麼多販賣、施用毒品之人關起來,有無降低再犯或遏止毒品案件的效果?如果沒有,那麼司法還有無良策,可以進一步防制毒品的蔓延呢?

這次司法改革會議共識到,毒品問題已嚴重到動搖國本,有人提議應成立如美國、澳洲毒品法庭的制度才可解決監獄擁擠,減少毒品案件等問題。

惟按毒品法庭是否真的有如此效能?其如何運作?能否妥適運用在我國的毒品防制機制上?實值得探討。

首先說明,何謂毒品法庭,它是由專庭法官主導,以具體個案(施用毒品者)為中心,由醫師或專業人員對個案進行最適評估,在檢察官監督與觀護人輔導下,分別給予戒癮治療、短期戒治隔離或監禁徒刑,並可搭配社會勞動或輔導就業,甚至設立酬賞回饋機制,積極鼓勵復歸社會。此外,毒品法庭運作上也可將目前聲請觀察勒戒、強制戒治裁定、緩起訴戒癮治療等繁複程序,全部統合彈性簡化,讓專庭法官下達最適合個案的司法處遇。

這個制度運作上,由檢察官先篩選個案,給予緩起訴戒癮治療或向毒品法庭聲請保安處分(或起訴),法官則邀請觀護人、醫生、諮商師、社工師及檢察官共同研商,最後作出最適合的處分,再交由檢察官與觀護人等執行,並定期陳報法院,法官可隨時加重或減輕,表現良好可裁定免除其刑。

當觀護人、檢察官及法官都以毒品專庭方式運作,法官的裁決會更有彈性、效率。由於觀護人直接了解被告,在整合醫療、社工、職訓等意見後,可以和檢察官向法官提出建議,法官具有最完整的多元處遇手段——從最輕的團體課程、門診治療,到較重的監護治療、有期徒刑。被告在這樣剛柔並濟且有效率的法庭裡,才能直接感受到司法對他的期待與強制力,他也會更傾向配合司法。(以上三段均參註1)以達吸毒之人戒除、禁制施用毒品的目的,也可降低監所對於服刑人犯的壓力與負擔。

從上開制度的運作過程到法官作出處遇,以至於最後的執行,可說必須統合協調許多的專業人士,共同參與,方才有其效果。基本上,本文是肯定如此制度,傾醫療、社工、司法及其他專業人員全力,專注於施用毒品人的處遇措施,必會收其成效。然而,依據個人多年的經驗,毒品的防制,終其戰場在家庭、社會,乃至於,施用毒品人的心。只有成立毒品法庭真能戒除吸毒人的癮頭?乃至根絕毒品犯罪嗎?不無疑義。

尤其是,美國毒品法庭,對於施用毒品者面臨刑罰處遇和治療處遇措施可以二擇一,似乎沒有放棄刑罰處罰,而是利用要棍棒或是給糖果的心理,當給你糖果而你又違反約定時,隨伺在側的棍棒將如落雨般而下。在法律不放棄對吸毒者刑罰時,問題將永續地存在,畢竟吸用毒品者的欲望、空虛、壓力遠高於未吸毒人,又如何得用刑罰加以解消與防止呢?

從美國各州毒品法庭的規劃來看,並非每個施用毒品者都能進入治療措施方案,至於,評估行為人的過程會否耗費過多的時間、參與治療反而受到司法管控的時間更長,導致施用毒品者參與意願過低?(註2)

個人以為,依據我國政府現在的財政狀況,實際上不大可能大幅地增加財力、物力、人力設立毒品法庭的,倘若只是在不大幅增援的前提下,就現有的人力、物力設置毒品專庭,只看到陽春的設置,不易達成所謂毒品法庭的目標,而徒具形式,意義不大。

個人觀察販賣、施用毒品之人,法律的判刑,監所的執行,似無法杜絕再犯的情事。多年見聞,還是強調,如花蓮地院吳志強法官所提建議,「政府宜挹注相當資源在醫療、心理及社福單位,修補個人與家庭、社會間的脆弱及斷裂之處,協助個人建立連結,自主性地脫離反覆施用、藥物濫用的迴圈之中。」此外,並應借助宗教信仰的心靈力量,以克制吸毒人的癮頭,降低施用毒品的人口,才是根本防制毒品再犯之策。

(註1)劉立耕2018、3、21發表-吸毒與用藥,犯罪或成癮?

 

(註2)吳志強臉書發文─毒品行不行

 
暴力脅迫入股 構成何罪? 列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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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日, 06 五月 2018 09:52

撰文:李殷財律師(劍無鋒律師事務所)

整理:記者阮文彬‧江思婷

案例:

角頭阿德看夾娃娃機台獲利穩定,而且也不用跟人搶地盤,很好賺,到處都是夾娃娃機店,也想要投資插旗,阿德就叫小弟去脅迫娃娃機的業者讓他入股,小弟告訴這些業者:「只要給我們一些股份,我們會保護你的店可以順利開下去,避免其他人騷擾你們,每個月只要給我們一些紅利就好。如果不肯的話,你的店就別想開下去。」

有些業者擔心阿德跟小弟對他們不利,只好答應給乾股,每個月分紅給阿德。不過有幾家業者,還是不願意跟黑勢力低頭,阿德就叫小弟砸毀機台,一群小弟就帶著鋁棒到夾娃娃機店,一進門就先把砸破玻璃門,接著再砸機台,不放過任何一台娃娃機。阿德甚至也有叫小弟把不配合的業者,押到阿德家來談,如果不從的話,還會被毒打一頓。後來業者真的受不了,只好報警,警方逮捕阿德及小弟,脅迫入股,會構成何罪?

解析:其實這個案例,雖然是新興的「夾娃娃機」店,不過犯罪手法,就是傳統流氓收「保護費」的方式。

阿德逼迫業者讓他入股,這是用強暴脅迫的方式,使業者行無義務之事,並且用這種方式取得財產上的不法利益,涉嫌強制罪、恐嚇取財罪。砸店毀損店內的物品,會構成毀損罪。至於小弟再把業者押到店裡,並且毒打一頓,讓業者沒有辦法自由離開,已經構成妨害自由(私行拘禁罪),而且業者也受傷了,也會構成傷害罪。

阿德叫小弟去收保護費,雖然阿德沒有親自出馬,不過,阿德還是會構成共犯關係,不會因為阿德沒有動手,就沒有事了,甚至他的罪責都會比小弟還要重。

因為阿德跟小弟是黑幫份子,這比傳統類型的犯罪,危害更嚴重,阿德跟小弟還有可能構成違反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罪。小弟只是參與犯罪組織的人,所以,小弟的刑度是6個月以上,5年以下的有期徒刑。

而阿德因為是主持、操縱、指揮整個犯罪組織的人,阿德的刑度是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的重罪,而且在入監服刑前,還要先到勞動場所,強制工作3年。

 
律師專欄 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 (二) 列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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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六, 05 五月 2018 13:25

撰文:吳明益律師(吳明益律師聯合事務所)

整理:記者江思婷.阮文彬

馬英九前總統擔任臺北市市長時,其姊馬以南為某間大藥廠之副總經理。該間大藥廠於90年10月至93年12月間止,得標臺北市立仁愛醫院及臺北市立慢性病防治院藥品採購案,結算金額共計60,989,514元,法務部因認該間大藥廠違反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下稱利衝法)第9條規定,乃依利衝法第15條規定,以98年2月2日法利益罰字第0981100939號處分書(下稱第1次處分)處該間大藥廠罰鍰60,989,514元。各位讀者覺得這件事罰得有道理嗎?

上星期已說明利衝法第9條之規定,係考量公職人員之親屬承攬公共工程及與政府機關交易之情況普遍,導致在締約與履約等階段因公職人員或其親屬憑恃公職人員之職權而有利益輸送之虞,故只要有上開交易行為即為利衝法所不許,非必以公職人員利用職務之便,或執行職務時直接或間接使關係人獲得利益為前提要件。因此,雖然該間大藥廠認為臺北市長並無於執行職務時,直接或間接使藥廠獲取利益之可能,認為並無利益衝突情事,但依上開利衝法第9條規定,只要有上開交易行為即為利衝法所不許。

這個案子中,法院認為馬以南為時任臺北市市長馬英九之姐姐,而仁愛醫院、慢性病防治院均為臺北市立,屬臺北市政府轄下衛生局所監督。然該間大藥廠仍與仁愛醫院及慢性病防治為藥品採購行為。以該間大藥廠長期參與公立醫院藥品採購案之經驗法則判斷上,應該知悉迴避義務之存在可能性,且未向迴避法之主管機關函詢相關疑義,於馬英九擔任臺北市市長且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施行後,仍以馬以南為副總經理,並與仁愛醫院等為買賣交易,顯然違反利衝法第9條規定之迴避義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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