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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體本是中道力量、社會的良知良心,也是公眾的守護者。《東方報》自九十六年八月一日創刊迄今(前身東方快報),六十多位員工在自己的工作崗位上兢兢業業,只為守護花蓮這塊美麗的土地和善良的人民。尤其《東方報》為善盡社會公器責任,發揚人性光明面,堅持不刊登害人的「地下錢莊廣告」、「六合彩賭博廣告」 及「色情廣告」。 
「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東方報》是花蓮地區一家屬於「社區性」的報紙媒體,每日以八個大版刊登花蓮縣及十三個鄉鎮市的新聞,豐富的、完整的、深度的將全縣新聞呈現出來。而本人也特別要求《東方報》編、採同仁務必秉持「四不原則」∣「不捲入」、「不介入」的採訪和報導心態,提供讀者一個「不加工」、「不加料」的新聞議題,希望提供閱讀公眾一個純淨的新聞報導。  
花蓮是一處充滿「傳媒傳奇」的山城,實際居住人口不到卅萬,產業經濟及文化藝術相對的貧瘠、落後,但是地方媒體竟如此的「蓬勃發展」!因此在花蓮地方媒體充斥的當下,《東方報》將繼續走自己的正路,並堅持扮演社會的良知良心。(社長 林裕勳)

東方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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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東方報
檢察官不宜小案大辦 列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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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一, 10 十二月 2018 10:03

撰文:曾泰源律師

整理:記者江思婷

我在當年就任檢察官之際,心中暗自期許,要正義如金剛;慈悲如菩薩。
對於,偵查結果,總希望距離真實越近越好,勿枉勿蹤。因此,如心中還有疑義,免不了要多開幾次庭,毋寧把自己心中的疑問解開,以免隨意起、不起訴造成冤枉。
在偵查中如果發現被告值得憫恕,通常會請求法官給予被告自新的機會。如果能夠給予緩刑,常在具體求刑時,請求法院諭知緩刑。能勸導息訟,也是盡力為之。
有人會問我,你覺得當檢察官或法官誰比較大?我會告訴他們,如果沒有檢察官的起訴,法官是沒有辦法判被告的刑,你認為誰比較大呢?準此可知,檢察官的權利甚大,掌握第一道起訴或不起訴的生殺大權。
況且,畢竟人民進到偵查庭,在嚴肅又緊張、不了解法律的壓力與氣氛下,有時難免檢察官主觀意識,進而會誘導、臨場施壓,或以其他方法的詢問,倘第一次進檢察庭,不被檢察官牽著鼻子走的幾稀。事實證明,檢察官開庭的訴訟指揮權,在關起門的偵查庭是很容易發揮案情的影響力的,為官也盡量讓案件公平、簡單不開花為原則,小案大辦、大案小辦,欠缺衡平。
近日一則新聞報導,一名文大女學生甲在冰箱內放置一瓶59元優酪乳遭偷喝,質問室友沒人承認,氣得上警局提告偷竊,要求以DNA採驗揪賊,警方雖因此抓到了偷喝的女室友,但DNA刑事鑑驗費花了成本1萬8千元,由警方鑑識預算支出,形同全民買單。
另外,報載高雄尤男因家裡經濟情況不好,撿紙箱作資源回收,不知曾姓主人並非棄置不要而撿拾,被依竊盜罪送辦,心裡很委屈,20日到高雄地檢署應訊後,隔天便在曾男家門口喝鹽酸以死明志。他留遺書寫下「到法院也死、自殺也死,有錢生、無錢死!」強調曾男、警察及檢察官3人都會有報應。
上兩案的案情,被害人的損失都在百元以下,對於社會公益又無影響,檢察官偵查方式,當可輕輕放下,不意一件警方根據「去氣核醣核酸採樣條例」,通知5名室友到警局接受採集唾液6個樣品送驗,最後雖揪出偷喝的室友,但卻花費成本300倍於損失;另案更因此犧牲掉一條人命。
難怪康前院長樹正臉書批評有「大砲打小鳥」之譏,以甲女要求警方對5名室友採驗DNA揪賊,警方本來得以於法不合及違反比例原則的理由,予以婉拒,竟輕率的同意甲女的要求。事後遭受質疑,仍以「民眾依規定報案,警方一定要受理偵辦,只是很難有比例原則遵循,牽扯到民眾權利義務,警方還是要做。」搪塞,頗為不當;反之,承辦撿紙箱案,致尤男自殺的檢察官獲知尤男死訊後,難過到哭紅雙眼,而雄檢對此則深表遺憾。
如果上開兩案我來承辦,可能會彈性的告知甲女是否能放下,如果覺得損失59元,我給妳,本案是否能不再提告原諒偷喝的人,當然,反過來曉諭該5名被告,有偷喝的人承認,將因微罪給與不起訴處分,不要浪費國家資源。但是,倘若前置作業的警方能熟知條例,告訴被告可以拒絕強制採驗,本件因無明確證據被告拒絕採驗,勸導甲女無需再浪費司法偌大資源,採取原諒偷喝人,寬恕室友,當可以無犯罪證據與嫌疑,加以不起訴處分,並當庭曉諭偷喝之人(依據經驗法則,可推定其中一人偷喝),切莫再犯給予全案不起訴處分,亦無損於國家公權力。
撿拾紙箱案,更可以勸所有人,紙箱又不值幾多錢,原諒被告,畢竟被告以此為生,經濟必然欠佳,惟因其欠缺主觀犯意,將此案了結,相信高分檢署檢察長一定不會為幾個紙箱故意發回啊!
司法官具有悲天憫人之心,至為重要。更應把心思花在重大影響國家、社會秩序的案件上,小案不宜大辦;當然,也不應該大案草草了結,司法才不會讓人民怨恨,失去信賴關係。
 
假車禍真詐財,怎麼自保? 列印
作者是 user   
週日, 09 十二月 2018 12:46

資料提供:劍無鋒律師事務所 李殷財律師

整理:記者江思婷

【案例】

司機阿德路邊停車卸貨後,要開車離開時,阿德看到照後鏡後方有機車倒地,阿德趕快下車察看,看到騎士倒地喊腳很痛,並責怪阿德倒車不小時,他從後面騎過來,才會閃避不及撞上,剛好有員警巡邏經過,騎士就跟警方報案說車禍,員警處理後,騎士說膝蓋受傷,無法行走,要求賠300萬元,並要阿德先匯10萬元當醫藥費。阿德就先匯了10萬元,阿德越想越奇怪,當天他前方沒有車子,他也沒有倒車,就直接開車前進,為什麼對方說是倒車撞到,阿德看行車記錄器,發現騎士把機車牽到貨車後方,再推倒機車,根本不是倒車被撞,阿德有沒有民刑事責任?

【解析】

車禍案件,關於倒車糾紛,通常會認定司機沒有看清後方有無人車,司機通常會被認定有過失,而且是「肇事主因」,刑事上會被認定「過失傷害罪」;民事上也要負損害賠償。

這是「正常」的車禍案件,但是難免有人製作「假車禍」來詐騙。這時怎麼自保?

如果我們無憑無據就指控對方是「假車禍」,檢警會先質疑:人家跟你無冤無仇,怎麼可能陷害你?而且萬一不小心被你撞死了,他不是很衰嗎?(是的,對方跟我無冤無仇,但只要陷害我成功了,不就可以「賺」到很多錢嗎?對方確實有可能陷害我,難道你們都沒有看過新聞「碰瓷黨」的報導嗎?)但是這一段話,只能在心裡想想就好,不要拿來吐嘈檢警。頂多只能提供這些報導讓檢警參考。還是想想怎麼保護自己比較實際!盡量在車上安裝行車記錄器,而且最好前後鏡頭都要裝,不然,只有拍到前方畫面,檢警可能還是會懷疑倒車時有撞到人。只要有行車記錄畫面,檢警(法官)應該就會釐清事實的真相,如果確定是對方故意以假車禍來詐財,就不會構成過失傷害罪,反而對方會構成詐欺罪;另外,民事上當然也不用賠償,反而阿德被騙的10萬元,是可以提告求償的。

萬一,沒有行車記錄器,怎麼辦?這時候就要在車禍發生後,請警方趕快調附近的監視器,否則,時間太久的話,錄影畫面會被覆蓋,就調不到了。也可以請檢警去調閱騎士的歷年就醫記錄,如果從病歷中發現:騎士膝蓋已經受傷就醫多年,騎士卻說以前都正常,車禍才受傷,顯然說謊。再加上,騎士說剛才騎車過來的時候,看到阿德倒車閃避不及才會撞上,既然是撞上,那應該就有擦撞的痕跡(刮痕、擦痕或殘留雙方車輛的漆痕…),也要請員警小心蒐證。另外,騎士說騎過來撞上,也請員警注意:鑰匙孔是否在起動的位置?引擎是否發動?引擎有無溫度?這些證據都有助判斷騎士是否是騎過來?還是「推過來」?

不過,這些方法都只能「推敲」事實真相,沒有辦法像行車記錄器一樣,可以讓法官一望即知,最好還是裝行車記錄器,較能保護自己。本案因為阿德的行車記錄器,阿德不只沒有刑責,不用賠償,反而對方被警方移送詐欺罪。

 
言論自由(上) 列印
作者是 user   
週六, 08 十二月 2018 12:54

資料提供:吳明益律師聯合事務所 整理:記者江思婷

阿帆與小廷為大學同學,二人熱中於政治事務,屢屢因為理念不同而爭執不休,平日相處已略生嫌隙,民國103年4月間,阿帆在其花蓮市中美路住處,以電腦設備連接至網際網路,在Facebook網站上以「胡說八道的小廷」為標題發表文章,小廷得知後,氣憤不已,甚至揚言提告。試問:我國憲法如何保障人民之言論自由?

解析:

一、所謂言論自由,是指人民以語言或其它可以表達思想內容之媒介,例如文字、圖畫、聲音、動作、穿著等方式,以傳達出個人之價值判斷或轉述事實之自由。一般認為,言論自由特別在保障少數與眾不同的言論,因為多數說既屬多數人之所見,自無特別予以保護之必要,而少數說往往可能透過辯論、宣揚等方式逐漸為多數人所認同,所以少數人之言論,毋寧是憲法言論自由所側重。

二、我國刑法規定「公然侮辱人者,處拘役或300元以下罰金」、「意圖散布於眾,而指摘或傳述足以毀損他人名譽之事者,為誹謗罪,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500元以下罰金。」等罪,初步劃分言論自由與妨害名譽之間的界線。關於誹謗罪之權衡,一般以事實陳述之「真實性」作為審查,但是在社會生活複雜、資訊快速流通的現代生活中,倘若凡事要求人民必須確認資訊真實後才能發言,不免須付出較高的社會成本,甚至可能使人民擔心觸法,因此畏懼於發表言論,進而產生「寒蟬效果」。所以,如果過於執著在真實性之判斷,嚴格要求言論必須真實,可能有害於現代社會的資訊流通。

三、從而,對於所謂「真實性」之判斷,一般認為強度不必達到「客觀真實」的程度,只要人民的言論並非故意捏造虛偽事實,亦非因重大過失或輕率,而導致其所陳述與客觀事實不符,應適度的將該等言論排除在法律處罰範圍之外,以確保人民享有言論自由,增進自由民主之發展。此種正當性之判斷方式,有稱為「真正惡意原則」。

 
淺談醫療刑罰除罪化 列印
作者是 user   
週二, 04 十二月 2018 07:38

撰文/湯文章(東大國際法律事務所主持律師)

整理/記者江思婷

這些年來臺灣似乎每隔一陣子就會出現醫療糾紛事件,比較出名的事件,例如:北城醫院將肌肉鬆弛劑當作B型肝炎疫苗,替七名新生兒注射的打錯針事件,造成新生兒一死六傷;屏東縣東港崇愛診所護理人員,誤將「降血糖」的藥當作「抗組織胺」的藥,而給錯一百二十多位原本來看感冒的病患服用,導致十五名幼童出現昏迷、抽搐、口吐白沫等症狀而住院治療等事件。近日花蓮慈濟醫院又爆發醫療疏失!家屬控訴罹癌的父親(68歲)住院期間,遭一名護理師將他床病患的尿液檢體,誤以為生理食鹽水打入他父親體內,父親在十餘天後死亡。這些事件發生的背後,究竟代表什麼意義?是一個值得深究的問題。

現行醫療體制,並非沒有避免醫療疏失的防堵措施,例如為了避免取藥錯誤,設置「三讀」(從藥櫃取藥品時一讀、由藥盒中取出藥品時二讀、將藥盒放回藥櫃時三讀)、「五對」(姓名對、藥物對、時間對、劑量對、途徑對)。另過去在許多醫療照護情境中醫療人員對病患身份常僅用一種的方法辨識,例如直接叫喚病人姓名,或者以床位號代替病人稱謂,但如果發生病人已轉床或出院時就容易造成錯誤。目前大多採取兩種以上的方式來辨識病人,例如應用無線射頻辨識RFID(RadioFrequencyIdentification)、二維式條碼等。另就法律責任而言,醫療疏失致人死傷,刑罰上應負業務過失致人於死罪或傷害人罪,民事上應負損害賠償責任,雇主(醫院)甚至要與醫護人員連帶負擔賠償責任。北城醫院打錯針事件,黃姓護士即因業務過失致死罪,經法院判處2年有期徒刑。而醫療糾紛的民事賠償更是動輒數百萬元至千萬元不等。

但是這麼嚴密防弊措施,以及嚴刑峻罰,還是阻止不了錯誤一再發生,這背後在在揭示臺灣的醫療體制確實存在著很嚴重的問題。孟子說過:「徒善不足以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戰國策內有云:「計不決者名不成」,再好的典章度,事前不認真執行,事後也不稽查考核,都只是書面文章,發揮不了什麼作用。以北城醫院打錯針事件為例,肌肉鬆弛劑係來自於其他科別,醫院內規明明規定,新生兒房內的冰箱不能置放其他科別的東西,但就是有人不遵守規定,更離譜的事,在新生兒病房工作的人員既不阻止,發現了也不加以取出,如此鄉愿心態,終究造成一發不可收拾的後果。

 

大多數的醫療疏失都來自於輕忽,認為不會倒繃孩兒,然而魔鬼藏在細節裡,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再嚴密的規範若無人遵守,也只是聊備一格,醫療疏失發生的真正原因在於防弊措施根本未被落實。在醫界一片要求醫療疏失刑罰除罪化的浪潮聲音下,最起碼也要讓一般民眾相信醫院內部對於醫療行為管理措施已經善盡監督責任,否則如何服人?

 
淺談案件的法院調解 列印
作者是 user   
週一, 03 十二月 2018 14:04

撰文:曾泰源律師

整理:記者江思婷

訴訟案件的調解是降低、疏減法院訟源的最好方法之一。
有的民事、家事案件是調解先行,如民事訴訟法第403條所規定的多樣訴訟案件,均須強制調解。因此,原告即便直接提出起訴,仍然是要先由法院排入調解程序,由法院的調解委員進行調解程序。
惟前述民事強制調解事件,如有民事訴訟法第403條、第406條第1項情形者,可例外不先經調解程序,直接進 入審判程序。譬如依法律關係之性質,當事人之狀況或其他情事可認為不能調解或顯無調解必要或調解顯無成立之望者。
又家事事件依據家事法規定,除了民事保護令、監護(輔助)宣告、撤銷監護(輔助)宣告、宣告 死亡、撤銷死亡宣告等丁類家事事件或有其他不能調解的情形 (像當事人行蹤不明或在國外定居)外,原則上所有家事事件 都要先經過法院調解(家事事件法第 23 條第 1 項)。
然而,最近曾辦理一件確認親子關係、認領的家事事件,家事法庭,依然排調解程序,頗為不解,蓋身分關係如何可經當事人調解來確認的呢?為何法院不直接開庭審理,尚須浪費當事人的一次出庭時間。
筆者在擔任檢察官時,就喜歡勸導息訟。退下來執業律師更喜歡勸和解,這麼多年的和解經驗,司法人員都知道。
通常我勸和解的方法是,倘若能夠明確分析官司的可能利弊,或使當事人知悉不和解可能的纏訟時日,勞心又傷財。乃至於,讓委託人明瞭官司輸贏的不確定性,以使當事人了然明白打官司的風險,用以作出繼續的訴訟風險評估。若對造有委任律師,當可請對造律師稍加勸導,比較容易說服打官司當事人彼此做出讓步,達成和解。
但是,我亦偶會遇到兩方斤斤計較,不到幾萬元的和解差距,認你如何勸解也不讓,為了息訟止爭,乾脆就退回部分或分文不取律師費,作為和解金額,讓雙方圓滿和解收場。
在很難調解的案件,因為法律並未規定要先強制調解的案件,究竟要強制調解幾次?期間要多久?任由法官指揮。前法院庭長王炳梁律師在臉書貼文表示,他遇到的案件,「每次開庭只是素素幾句話,即諭知改期調解,都五個月了還是在調字,或許折磨到當事人受不了,就同意調解吧!法庭外等之又等,庭訊後眾人都在搖頭嘆息!為何不勸退?還要再忍一年四個月!」使得調解程序變成擾民的程序。
類此情境,個人記得曾遇到一位台北來的律師道長,在等開庭時抱怨說,承辦法官每次開庭就叫雙方私下和解,甚者,開庭勸和解,也只花幾分鐘,他已經來花蓮十幾次,還沒進入實體審理,接這個案件已經虧本了!
其實,法官形形色色,法律強制調解也有規定,司法改革不求什麼,就希望法院站在打官司當事人的立場著想,能和解的案件,盡力勸和;不能和解的案件,就不必免強當事人一而再,再而三的跑法院,才是真正的司法改革啊!由上情事以觀,司法改革最重要是執法人員運用法律的態度,未必是法律規範不全。期望不管是法院調解委員或法官調解,皆能發揮調解功能,考量案件性質,以說服當事人,不浪費當事人時間,更足以達到經濟訴訟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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