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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體本是中道力量、社會的良知良心,也是公眾的守護者。《東方報》自九十六年八月一日創刊迄今(前身東方快報),六十多位員工在自己的工作崗位上兢兢業業,只為守護花蓮這塊美麗的土地和善良的人民。尤其《東方報》為善盡社會公器責任,發揚人性光明面,堅持不刊登害人的「地下錢莊廣告」、「六合彩賭博廣告」 及「色情廣告」。 
「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東方報》是花蓮地區一家屬於「社區性」的報紙媒體,每日以八個大版刊登花蓮縣及十三個鄉鎮市的新聞,豐富的、完整的、深度的將全縣新聞呈現出來。而本人也特別要求《東方報》編、採同仁務必秉持「四不原則」∣「不捲入」、「不介入」的採訪和報導心態,提供讀者一個「不加工」、「不加料」的新聞議題,希望提供閱讀公眾一個純淨的新聞報導。  
花蓮是一處充滿「傳媒傳奇」的山城,實際居住人口不到卅萬,產業經濟及文化藝術相對的貧瘠、落後,但是地方媒體竟如此的「蓬勃發展」!因此在花蓮地方媒體充斥的當下,《東方報》將繼續走自己的正路,並堅持扮演社會的良知良心。(社長 林裕勳)

東方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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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東方報
言論自由(上) 列印
作者是 user   
週六, 08 十二月 2018 12:54

資料提供:吳明益律師聯合事務所 整理:記者江思婷

阿帆與小廷為大學同學,二人熱中於政治事務,屢屢因為理念不同而爭執不休,平日相處已略生嫌隙,民國103年4月間,阿帆在其花蓮市中美路住處,以電腦設備連接至網際網路,在Facebook網站上以「胡說八道的小廷」為標題發表文章,小廷得知後,氣憤不已,甚至揚言提告。試問:我國憲法如何保障人民之言論自由?

解析:

一、所謂言論自由,是指人民以語言或其它可以表達思想內容之媒介,例如文字、圖畫、聲音、動作、穿著等方式,以傳達出個人之價值判斷或轉述事實之自由。一般認為,言論自由特別在保障少數與眾不同的言論,因為多數說既屬多數人之所見,自無特別予以保護之必要,而少數說往往可能透過辯論、宣揚等方式逐漸為多數人所認同,所以少數人之言論,毋寧是憲法言論自由所側重。

二、我國刑法規定「公然侮辱人者,處拘役或300元以下罰金」、「意圖散布於眾,而指摘或傳述足以毀損他人名譽之事者,為誹謗罪,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500元以下罰金。」等罪,初步劃分言論自由與妨害名譽之間的界線。關於誹謗罪之權衡,一般以事實陳述之「真實性」作為審查,但是在社會生活複雜、資訊快速流通的現代生活中,倘若凡事要求人民必須確認資訊真實後才能發言,不免須付出較高的社會成本,甚至可能使人民擔心觸法,因此畏懼於發表言論,進而產生「寒蟬效果」。所以,如果過於執著在真實性之判斷,嚴格要求言論必須真實,可能有害於現代社會的資訊流通。

三、從而,對於所謂「真實性」之判斷,一般認為強度不必達到「客觀真實」的程度,只要人民的言論並非故意捏造虛偽事實,亦非因重大過失或輕率,而導致其所陳述與客觀事實不符,應適度的將該等言論排除在法律處罰範圍之外,以確保人民享有言論自由,增進自由民主之發展。此種正當性之判斷方式,有稱為「真正惡意原則」。

 
淺談醫療刑罰除罪化 列印
作者是 user   
週二, 04 十二月 2018 07:38

撰文/湯文章(東大國際法律事務所主持律師)

整理/記者江思婷

這些年來臺灣似乎每隔一陣子就會出現醫療糾紛事件,比較出名的事件,例如:北城醫院將肌肉鬆弛劑當作B型肝炎疫苗,替七名新生兒注射的打錯針事件,造成新生兒一死六傷;屏東縣東港崇愛診所護理人員,誤將「降血糖」的藥當作「抗組織胺」的藥,而給錯一百二十多位原本來看感冒的病患服用,導致十五名幼童出現昏迷、抽搐、口吐白沫等症狀而住院治療等事件。近日花蓮慈濟醫院又爆發醫療疏失!家屬控訴罹癌的父親(68歲)住院期間,遭一名護理師將他床病患的尿液檢體,誤以為生理食鹽水打入他父親體內,父親在十餘天後死亡。這些事件發生的背後,究竟代表什麼意義?是一個值得深究的問題。

現行醫療體制,並非沒有避免醫療疏失的防堵措施,例如為了避免取藥錯誤,設置「三讀」(從藥櫃取藥品時一讀、由藥盒中取出藥品時二讀、將藥盒放回藥櫃時三讀)、「五對」(姓名對、藥物對、時間對、劑量對、途徑對)。另過去在許多醫療照護情境中醫療人員對病患身份常僅用一種的方法辨識,例如直接叫喚病人姓名,或者以床位號代替病人稱謂,但如果發生病人已轉床或出院時就容易造成錯誤。目前大多採取兩種以上的方式來辨識病人,例如應用無線射頻辨識RFID(RadioFrequencyIdentification)、二維式條碼等。另就法律責任而言,醫療疏失致人死傷,刑罰上應負業務過失致人於死罪或傷害人罪,民事上應負損害賠償責任,雇主(醫院)甚至要與醫護人員連帶負擔賠償責任。北城醫院打錯針事件,黃姓護士即因業務過失致死罪,經法院判處2年有期徒刑。而醫療糾紛的民事賠償更是動輒數百萬元至千萬元不等。

但是這麼嚴密防弊措施,以及嚴刑峻罰,還是阻止不了錯誤一再發生,這背後在在揭示臺灣的醫療體制確實存在著很嚴重的問題。孟子說過:「徒善不足以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戰國策內有云:「計不決者名不成」,再好的典章度,事前不認真執行,事後也不稽查考核,都只是書面文章,發揮不了什麼作用。以北城醫院打錯針事件為例,肌肉鬆弛劑係來自於其他科別,醫院內規明明規定,新生兒房內的冰箱不能置放其他科別的東西,但就是有人不遵守規定,更離譜的事,在新生兒病房工作的人員既不阻止,發現了也不加以取出,如此鄉愿心態,終究造成一發不可收拾的後果。

 

大多數的醫療疏失都來自於輕忽,認為不會倒繃孩兒,然而魔鬼藏在細節裡,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再嚴密的規範若無人遵守,也只是聊備一格,醫療疏失發生的真正原因在於防弊措施根本未被落實。在醫界一片要求醫療疏失刑罰除罪化的浪潮聲音下,最起碼也要讓一般民眾相信醫院內部對於醫療行為管理措施已經善盡監督責任,否則如何服人?

 
淺談案件的法院調解 列印
作者是 user   
週一, 03 十二月 2018 14:04

撰文:曾泰源律師

整理:記者江思婷

訴訟案件的調解是降低、疏減法院訟源的最好方法之一。
有的民事、家事案件是調解先行,如民事訴訟法第403條所規定的多樣訴訟案件,均須強制調解。因此,原告即便直接提出起訴,仍然是要先由法院排入調解程序,由法院的調解委員進行調解程序。
惟前述民事強制調解事件,如有民事訴訟法第403條、第406條第1項情形者,可例外不先經調解程序,直接進 入審判程序。譬如依法律關係之性質,當事人之狀況或其他情事可認為不能調解或顯無調解必要或調解顯無成立之望者。
又家事事件依據家事法規定,除了民事保護令、監護(輔助)宣告、撤銷監護(輔助)宣告、宣告 死亡、撤銷死亡宣告等丁類家事事件或有其他不能調解的情形 (像當事人行蹤不明或在國外定居)外,原則上所有家事事件 都要先經過法院調解(家事事件法第 23 條第 1 項)。
然而,最近曾辦理一件確認親子關係、認領的家事事件,家事法庭,依然排調解程序,頗為不解,蓋身分關係如何可經當事人調解來確認的呢?為何法院不直接開庭審理,尚須浪費當事人的一次出庭時間。
筆者在擔任檢察官時,就喜歡勸導息訟。退下來執業律師更喜歡勸和解,這麼多年的和解經驗,司法人員都知道。
通常我勸和解的方法是,倘若能夠明確分析官司的可能利弊,或使當事人知悉不和解可能的纏訟時日,勞心又傷財。乃至於,讓委託人明瞭官司輸贏的不確定性,以使當事人了然明白打官司的風險,用以作出繼續的訴訟風險評估。若對造有委任律師,當可請對造律師稍加勸導,比較容易說服打官司當事人彼此做出讓步,達成和解。
但是,我亦偶會遇到兩方斤斤計較,不到幾萬元的和解差距,認你如何勸解也不讓,為了息訟止爭,乾脆就退回部分或分文不取律師費,作為和解金額,讓雙方圓滿和解收場。
在很難調解的案件,因為法律並未規定要先強制調解的案件,究竟要強制調解幾次?期間要多久?任由法官指揮。前法院庭長王炳梁律師在臉書貼文表示,他遇到的案件,「每次開庭只是素素幾句話,即諭知改期調解,都五個月了還是在調字,或許折磨到當事人受不了,就同意調解吧!法庭外等之又等,庭訊後眾人都在搖頭嘆息!為何不勸退?還要再忍一年四個月!」使得調解程序變成擾民的程序。
類此情境,個人記得曾遇到一位台北來的律師道長,在等開庭時抱怨說,承辦法官每次開庭就叫雙方私下和解,甚者,開庭勸和解,也只花幾分鐘,他已經來花蓮十幾次,還沒進入實體審理,接這個案件已經虧本了!
其實,法官形形色色,法律強制調解也有規定,司法改革不求什麼,就希望法院站在打官司當事人的立場著想,能和解的案件,盡力勸和;不能和解的案件,就不必免強當事人一而再,再而三的跑法院,才是真正的司法改革啊!由上情事以觀,司法改革最重要是執法人員運用法律的態度,未必是法律規範不全。期望不管是法院調解委員或法官調解,皆能發揮調解功能,考量案件性質,以說服當事人,不浪費當事人時間,更足以達到經濟訴訟的成果。
 
勞動契約 列印
作者是 user   
週六, 01 十二月 2018 10:02

資料提供:吳明益律師聯合事務所

整理:記者江思婷

案例事實:

小強為電子公司之程式設計工程師,該公司近年來業績不斷下滑,虧損連連,終致不堪負荷,因此老闆決定緊縮業務並進行裁員,而小強因年事已高,經老闆深思熟慮後,便通知小強離職。

小強得知消息後,乃要求老闆依勞動基準法規定給付資遣費,豈料老闆竟以小強為獨立研發作業之程式設計工程師,雙方非屬於勞動契約關係,無勞基法之適用為由,拒絕給付小強資遣費。

試問:老闆之主張有無理由?

法律說明:

勞動基準法(簡稱勞基法)上所謂的勞動契約,是一種提供勞務給付的契約,與民法上其他勞務給付契約諸如僱傭契約、承攬契約、委任契約、運送契約等相同,皆因契約標的含有勞動力的提供,具備勞務給付契約的性質。雖然民法上其他勞務給付契約與勞動契約同樣屬於提供勞動力之契約,但必須勞務提供者與勞務接受者之間具有勞工與雇主的關係,方屬於勞基法規定之勞動契約,才受到勞基法的規範。因此,當發生勞務給付契約上糾紛時,判斷當事人之間是否屬於勞動契約,為首要課題。

一般社會實務上,尤以承攬契約或委任契約最容易成為雇主逃避適用勞基法的藉詞,因此有認為,凡一方本於職業關係而提供勞動力者,無論是精神上或體力上的勞動,無論是從事工業、農業或商業性質,亦無論工作地點、時間有無固定,皆可能因契約雙方具有勞雇關係,而被定性為勞動契約。在學理與實務上,有以勞工與雇主是否具有「從屬關係」為斷,即從人格上、經濟上及組織上作從屬關係之認定。所謂人格上從屬性,是指雇主對於受雇勞工在勞務給付方式上有控制權,勞工受雇主指示提供勞務,勞務內容受雇主管理與監督;所謂經濟上從屬性,一方面指勞工必須依賴雇主給付工資以維持生存,勞工在資力上處於弱勢,一方面是指企業經營成敗之風險由雇主負擔,勞工僅為雇主提供勞動力並獲得工資,而不負擔經營虧損;所謂組織上從屬性,是指勞工為雇主經營團隊的成員,為企業整體運作、經營的一環,勞工必須遵守團隊組織內部的勞動規則。

然而,前開從屬性之判斷僅能作為考量因素,因為各行各業的工作型態不同,各種勞務的提供方式也有差異,所以在認定是否屬於勞動契約時,必須針對具體個案作全面觀察。以本案為例,倘若小強之工作內容受到老闆指示與監督,薪資結構多為固定底新,且必須遵守公司內部作業規則時,則小強與公司間應屬勞動契約,小強依法得請求公司給予資遣費。

 
賄選文化應該去除 民主政治才能實現 列印
作者是 user   
週二, 27 十一月 2018 06:19

撰文/湯文章(東大國際法律事務所主持律師)

整理/記者江思婷

「選舉無師父,用錢買就有」、「好央叫,拼輸新台幣」,說明了台灣選舉的各種光怪陸離的現象。長期以來,台灣社會金權介入政治的情況非常嚴重,尤其基層選舉買票賄選的文化,更是日益猖獗,例如鄉鎮市長的選舉、農漁會幹部的選舉等,選風都特別敗壞,處處黑影幢幢、金錢氾濫。

選舉的目的係為了人民「選賢與能、當家作主」的權利,賄選係破壞民主政的基石,讓台灣的民主發展蒙上污名。台灣賄選文化之所以嚴重,有其獨特的結構性因素,那就是犯罪與政治互相結合,相互依賴。

由於台灣社會長期戒嚴一黨專制,為了催生民主,掌權者向黑金靠攏,為了贏得基層的選舉,放縱不法份子經營地方派系,形成一般人所說的「黑金體制」。這種「黑金體制」由於是黑金漂白,一旦有權又加以反饋,兩者相輔相成,進而腐蝕了整個台灣民主的根基。

雖說犯罪與治安是任何民主、開放的社會都必須面臨的難題,但因台灣的選舉文化充斥黑金體制,而且根深蒂固,根本無法完全根除,因此每逢大大小小選舉,賄選傳聞天飛舞。然而,賄選不根除,民主不會進步,真正民意無法伸張,到頭來受害者還是全體人民。

要怎麼根除賄選?除了要「治標」也要「治本」。「治標」是短期目標,主要的做法是減少犯罪的誘因與機會,全面強化檢、警、調與司法機關合作,確實做到勿枉勿縱、速審速結。具體的做法是改革選舉制度,例如:採取公費選舉制度,也要加強查察賄選,讓有心買票的人沒有管道可以把錢發出去,不能容許黑道與不法份子繼續把持及介入地方政治,尤其是具有黑道背景的人,想利用選舉來漂白、靠買票當選,或幫人買票介入政治,除要讓其不敢參選、要選也選不上、就是選上也做不了,即使選上也做了,也要積極切斷資金流通的管道,讓金流無法流入當選人的口袋。「治本」則在於清明的政治,從教育著手,教化人民拒絕賄選。

 

有人說賄選是台灣的一種文化,是民主政治的必要之惡,雖然「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但近年多來全民摒棄賄選的意識已逐漸覺醒,如能凝聚共識,就會形成一股巨大且擋不住的力量,加以政府機關積極查賄,即使是三尺堅冰也會融化。賄選文化應該去除,民主政治才能實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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