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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體本是中道力量、社會的良知良心,也是公眾的守護者。《東方報》自九十六年八月一日創刊迄今(前身東方快報),六十多位員工在自己的工作崗位上兢兢業業,只為守護花蓮這塊美麗的土地和善良的人民。尤其《東方報》為善盡社會公器責任,發揚人性光明面,堅持不刊登害人的「地下錢莊廣告」、「六合彩賭博廣告」 及「色情廣告」。 
「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東方報》是花蓮地區一家屬於「社區性」的報紙媒體,每日以八個大版刊登花蓮縣及十三個鄉鎮市的新聞,豐富的、完整的、深度的將全縣新聞呈現出來。而本人也特別要求《東方報》編、採同仁務必秉持「四不原則」∣「不捲入」、「不介入」的採訪和報導心態,提供讀者一個「不加工」、「不加料」的新聞議題,希望提供閱讀公眾一個純淨的新聞報導。  
花蓮是一處充滿「傳媒傳奇」的山城,實際居住人口不到卅萬,產業經濟及文化藝術相對的貧瘠、落後,但是地方媒體竟如此的「蓬勃發展」!因此在花蓮地方媒體充斥的當下,《東方報》將繼續走自己的正路,並堅持扮演社會的良知良心。(社長 林裕勳)

東方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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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人吵架,罵對方是豬有無侵害名譽權? 列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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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二, 31 七月 2018 07:41

撰文/湯文章(花蓮地方法院民庭庭長) 整理/記者江思婷

◎案例:

甲、乙二人因細故吵架,甲在生氣之餘,罵對方是豬,當時並無其他第三人在場。乙認為名譽受損,向法起訴請求甲賠償十萬元,有無理由?

◎解析:

言論自由為人民之基本權利,有實現個人自我、促進民主發展、呈現多元意見、維護人性尊嚴等多重功能,保障言論自由乃促進多元社會正常發展,實現民主社會應有價值,不可或缺之手段。

至於名譽權旨在維護個人主體性及人格之完整性,為實現人性尊嚴所必要,二者之重要性固難分軒輊,在法的實現過程中,應力求其二者保障之平衡。

故侵害名譽權而應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者,須以行為人意圖散布於眾,故意或過失詆毀他人名譽為必要,蓋如此始有使他人之名譽在社會之評價受到貶損之虞。

在一對一之談話中,應賦予個人較大之對話空間,倘行為人基於確信之事實,申論其個人之意見,自不構成侵權行為,以免個人之言論受到過度之箝制,動輒得咎,背離民主社會之本質(最高法院99年度台上字第1664號判決)。

又名譽為人格之社會評價,名譽有無受侵害,應以社會上對其評價是否貶損以為斷。

刑法上妨害名譽罪之成立,固以公然侮辱或意圖散布於眾而指摘或傳述足以毀損他人名譽之事為要件。惟在民法上,若已將足以毀損他人名譽之事表白於特定第三人,縱未至公然侮辱之程度,且無散布於眾之意圖,亦應認係名譽之侵害,蓋既對於第三人表白足以毀損他人名譽之事,則其人之社會評價,不免因而受有貶損(最高法院86年度台上字第305號判決)。

換言之,名譽權之侵害非即與刑法之誹謗罪相同,名譽有無受損害,應以社會上對個人之評價是否有所貶損為判斷之依據,苟其行為足以使他人在社會上之評價受到貶損,不論其為故意或過失,均可構成侵權行為,其行為亦不以廣布於社會為必要,僅使第三人知悉其事,即足當之(最高法院96年度台上字第2170號判決)。

因此,侵害名譽權而應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之行為,至少要表達於特定第三人使之知悉,若僅為一對一之談話,即難認侵害他人之名譽權,而不符合要件。

 

本件甲、乙二人吵架,甲在生氣之餘罵乙是豬,若無第三人在現場,則甲之行為不構成侵害乙之名譽權。惟若有第三人在現場則會構成侵害乙之名譽權,要負損害賠償責任。

 
檢察官的當下分際 列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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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一, 30 七月 2018 07:48

撰文:曾泰源律師(維德律師事務所)   整理:記者江思婷

日前曾撰寫一篇醫師不是神的文章發表後,隨之想要寫一篇,檢察官也是人,用以說明,檢察官雖然具有司法偵查權,坐在高檯上,位高權大,像神一般。但是,畢竟他們不是神,也是具有自然人的性格。

本來文章的構思是想要表達檢察官作為人,就會有人性的一面,辦案難免先入為主,同情弱勢,聽取片面之詞,乃至於,個人好惡、評價,表現於案件的認知當中。在一不小心之下,也會錯誤辦案,造成冤案,影響當事人人權及權益。

斯時想到,約莫半年前,鄰居委任一件偵查告訴的案件,承辦檢察官幾乎完全不審酌被告所為供述、抗辯內容,與其聲請傳訊的證人證詞間,存在重大出入與矛盾。

尤其,被告所出具的書面內容真實與否,完全不加查證、聞問與比對,即予不起訴處分,即令當事人聲請再議,遺憾地,也依樣被高分檢駁回。

至於,在相牽連的民事訴訟方面,幸賴我方鍥而不捨的指出證人與對造偵查中供述的矛盾,以及偵查程序的不完備,方才得到法官傳訊原檢方作證的證人到庭,一問之下,皆露出馬腳,紛紛承認檢方作證是被告教唆,書面是臨時簽名,他們不認識字,不知道內容為何。

最後在事證明確,證明對造所主張皆為一面之詞,所提證人、證物均是臨訟杜撰,為我當事人勝訴判決。

該案讓我感嘆,檢察官就是人,不努力深入調查證據,思考證據的證明力,影響人民的權利甚鉅,雖然這只是他們承辦案件的一小件,卻可能是人民終身唯一的一件官司,非常重要。誠為當官的人,應加以注意的。

沒想到,如此醞釀中,新聞媒體卻即爆發出,台灣花蓮地方檢察署林檢察官懷疑就讀幼兒園的女兒遭到霸凌,6月21日竟偕同刑警闖入幼兒園「辦案」,質問幼童是誰欺負她女兒,部分幼童甚至被嚇到失禁,因而被花蓮地檢署主任檢察官依妨害自由及恐嚇罪嫌起訴。

撇開社會上對於林檢察官挾著其身分、權利,罔顧法紀,行私人的權利救濟,不循溝通的管道而為,實為最壞的示範的批判。尤其是,加諸於幼小心靈,幼兒所受的創傷,應非一年半載所得恢復,因而,輿論媒體大多數認為他是在濫用公權力侵害人權於不論。

就本案件的處置,很感佩黃檢察長的大公無私,立即交由王主任檢察官以最快速度偵結起訴,給家長、大眾一個交代,檢方沒有官官相護。

然而,習法者立場,本件是否起訴事實真實,林檢察官是否有罪,本著無罪推定原則,在法院還沒判決被告有罪前,歉難置評,也希望法院秉持「無則還其清白,有則嚴刑重懲,以彰法治。」

話說回來,報導未幾,也有朋友打電話給我,告訴我說,林檢察官這樣的行為,是身為父親為保護子女,捍衛權利的一種自然表現,他也曾經因為這樣,到學校興師問罪過,實在值得同情與原諒,他不是故意的。

據聞花蓮地檢署有檢察官認為林檢察官的個性富有正義感,且待人和氣,認為他應該是護女心切,才會做出如此行為。

但也有檢察官認為林為獨行俠,處事容易堅持己見,但對女兒相當疼愛,而檢察官們目前還沒看到起訴林的卷宗,因此沒辦法對於地檢起訴他之事回應。不過同事們對他的評價大部份相當正面。

個人以為,即令檢察官在職務辦案上,應有料事如神的能力,然無法苛求其為人的本質,辦案仍須有同理心、慈悲心與縝密的思維,以其專業經驗,深入調查證據,要以高於一般人的能力,公平、公正的伸張正義,追訴犯罪。

然而,在私下生活上,則應遵守一般民眾應守的分際,不能假公濟私,以檢察官身份與權利,遂行個人的目的。

更不可假檢察官身份之名,行犯罪之實,做出有害官箴之行為。

換言之,檢察官於公,應該向神一樣,無所不知的,盡其所能,查明真相;於私,理應如眾生般對自己的行為小心謹慎,遵守法律,畢竟仍具有檢察官的身份,一舉一動備受矚目,受到一般大眾所敬畏。

本件林檢察官或未及考慮到此,因一時氣憤,忘了我是檢察官,而以家長之身興師問罪,才會讓受害幼兒園、幼童驚嚇不已!

事後,林檢察官亦發表聲明表示,「事情發生的原由,是我發現女兒長期被同學霸凌致身心不穩定,受傷並有幼兒憂鬱症之徵兆」,之所以情緒失控是因為園方態度消極,「甚至可能參與其中乃至包庇」。

他說,到學校時依照雙方合約向園方要求說明,但園方卻難以溝通,導致他「悲憤莫名、失神」。

其實,從子女被霸凌時,一般人都會氣憤,倘若是持續的,卻得不到園方的合理交代,換在我,也會憤怒的角度來看,檢察官也是人。

但是,我想學法人依理大都會謹守分際,以正常程序找回公道,至多只是,另尋適當的幼兒園就讀。像林檢察官的如此大動作,當然會讓人不平。

試想,本件如果林檢察官不要被憤怒,沖昏了理智,克制檢察官當下的分際,在非職務時間亦應瞭然,即便是平時私下的場合,檢察官仍是檢察官,不因沒穿法袍變成不具檢察官身份,而得以一般家長資格帶著警察去升堂辦案。一般人遇見檢察官都敬畏三分,更遑論僅數歲的幼童,驚嚇破表,自是當然。

立於被害人一方而認,林檢察官係濫權而為,對之提出告訴,不足為奇。

 

但願,本事件能順利落幕,也期望我們的檢察官能謹守當下分際,了然公私之間,求公道,也應依法、守法,方不會自陷刑章,苦惱不已,本案誠足為當官者警惕之。

 
債務人扣薪至少留最低生活費1.2倍 列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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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六, 28 七月 2018 13:14

撰文:李巧雯律師(吳明益律師聯合事務所)整理:記者江思婷

許多卡債族的薪水不高,過去的強制執行,都是直接從薪水扣除3分之1,讓卡債族即使努力工作,生活仍陷入困境,甚至不太願意回到工作崗位被扣薪。所以立法院第5會期最後一天三讀修正「強制執行法」,明定未來債權人若要對債務人強制執行,要先扣除債務人的生活所必須。

修法前,強制執行法第122條第2項雖然規定「債務人依法領取之社會保險給付或其對於第三人之債權,係維持債務人及其共同生活之親屬生活所必須,不得為強制執行。」但一直以來「債務人及其共同生活之親屬生活所必須」並無明確定義,執行法院不管債務人位處哪個縣市?要扶養多少家屬?通通以扣押薪水3分之1做為清償。

今年6月13日公布施行的新規定,明定所謂「維持生活所必須」,是以最近一年衛生福利部或直轄市政府公告當地每人每月最低生活費1.2倍計算數額,並隨扶養親屬情況調整。若執行法院認為債務人與債權人生活狀況有失公平者,可以不受最低生活費1.2倍的限制,以平衡雙方權益。修法目的就是為了改正司法慣例多以扣押薪資3分之1為基準,很少考量債務人是否有親屬及生活負擔,常讓債務人及親屬的生活陷入困境。

以後法院執行扣薪還債案件時,將依各縣市的每人每月最低生活費作為計算標準,例如內政部今年公告的台北市每人每月最低生活費為16157元,1.2倍是19388元;新北市最低生活費是14385元,1.2倍是17262元,法院再視扶養親屬情況調整計算,讓債務人被強制執行扣薪後,至少保有一定生活費。

另外,如果有民眾薪水之前已經被扣押,卻還陸續一直有其他債權人來聲請執行,實務上為維持債務人和共同生活的親屬生活所需,如已有債權人聲請執行扣薪,後續其他債權人再聲請執行時,債務人可以向行政執行署或民事執行處陳報先前已收到的執行命令,如無特殊情形,通常會保留最低生活費1.2倍,其餘薪資再依照各債權人的債權比例來分配。

 
我國不動產記簿有什麼問題? 列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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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二, 24 七月 2018 07:48

撰文/湯文章(花蓮地方法院民庭庭長)

整理/記者江思婷

一、案例:

小明向小華買了一塊地要蓋房子,買賣時看了土地登記簿謄本,上面有關於「使用分區」及「使用地類別」欄位都是「空白」,問代書也保證是建地,絕對可以興建房屋。小明買了之後請建築師設計要蓋房屋,建築師說,該地所處位置雖是住宅區,但受限於土地使用管制規定,只能蓋70%,不能全部蓋滿,小明覺得受騙起訴請求小華賠償,有無理由?

二、解析:

土地登記規則第2條規定,土地登記,謂土地及建築改良物之所有權與他項權利之登記。第17條規定,登記簿就登記機關轄區情形按鄉(鎮、市、區)或地段登記之,並應於簿面標明某鄉(鎮、市、區)某地段土地或建物登記簿冊次及起止地號或建號,裡面各頁蓋土地登記之章。因此,我國登記簿係區分為土地登記簿與建築改良物登記簿兩種。

我國現行土地與建物登記簿之內容分為標示部、所有權部以及他項權利部三大部分。

一、標示部

土地部分,記載收件、登記及原因發生日期、面積及地段、小段、編定使用種類、地號、使用分區及使用地類別、當期之公告土地現值、其它「註記」登記事項(如公告徵收註記等)亦得予以記載。另原先有地目等則記載,但此係日據時期按照土地使用使用情形,分為建、雜、祠、鐵、公、墓、田、旱、林、養、牧、礦、鹽、池、線、道、水、溜、溝、堤、原共21種地目,並依據土地可收益的高低訂定不同等則。惟沿用以來,土地登記及地價謄本的地目記載與目前實際土地使用現況多已不相符。例如土地使用分區為住宅區,而土地登記謄本的記載仍為田地目或旱地目,致經常造成土地買賣或抵押貸糾紛。而目前都市土地使用管制以都市計畫使用分區及其相關法令規定辦理;非都市土地以其編定使用地類別管制,均非以地目作為利用及管制的依據。故自88年3月16日起,除與民眾權利義務較有關之田、旱、建、道等四種地目之變更及其他地目土地變更為上述四種地目之登記仍受理外,其餘地目變更登記及地目銓定不再辦理。並自106年1月1日起廢除地目等則制度。至於都市土地部分「使用分區」及「使用地類別」欄位資料均為「空白」。

建物部分,則記載建物之建號、門牌、基地坐落、用途、面積、建物總樓層、建材、所在樓層、建築完成日期、使用執照字號等資料,另公共設施若辦理登記,則另建立標示部,並於備註欄記載主建物建號。但建物價值則未登載。

二、所有權部

土地部分,記載收件登記之日期、原因發生日期及所有權人姓名、戶籍地址、身分證字號、權利範圍、所有權人姓名、剩餘持分、書狀字號、所有權人權利、原因發生日期(例如:買賣、贈與、繼承)和取得時之公告土地現值。另外如限制登記之預告登記、查封、假扣押、假執行、假處分及其他依法律所為禁止處分等各種登記,則依主登記次序逐次為編號登記。

建物部分,則會記載收件登記之日期、原因發生日期及所有權人姓名、住所、身分證字號、權利範圍、義務人姓名、剩餘持分、書狀字號、所有權人的權利。若被設定預告登記、假扣押、假執行、假處分及查封等各種登記者,則依主登記次序逐次為編號登記。

三、他項權利部

土地或建物登記者,其若設定他項權利,則登記簿中之他項權利部將會記載其權利種類,例如抵押權、地上權、農育權等。

土地登記業務依登記類型及登記之原因不同,登記方式亦不相同。有的僅須個別單獨登記於標示部,例如,更正編定、面積更正等;所有權部,例如,買賣、贈與,分割繼承等;或他項權利部,例如,抵押權、耕作權設定登記等。有的應併同登記於標示部及所有權部,例如,建物第一次登記,或併同登記於所有權部及他項權利部,例如,買賣後抵押權人與土地所有權人相同之混同登記。更有應同時登記於標示部、所有權部及他項權利部,例如,已設定抵押權之土地辦理分割登記。另外還有「註記登記」之「其他登記事項欄」,例如「徵收註記」、「三七五租約註記」、「國民住宅」、「農舍坐落地號或提供興建地號」、「原住民保留地」等。此外,土地以外尚有建築改良物之登記,於某些法律關係下各自得獨立分別登記;另於某些法律關係下土地與建物應「併同移轉與設定」;甚且應連件辦理登記。縱有相同類型之案件,亦可能因為原因發生日不同,而適用不同之法律規範,致土地登記形塑成多變性、複雜性與專業性之事務。

土地登記簿須將與土地「標示」有關之登記,以及土地「權利」有關之權利設立登記、權利變更登記、權利限制登記及權利消滅登記等類型之登記,清晰、準確的公示不動產上的物權變動,又便於交易當事人查閱,才能提高不動產交易的效率和保障交易的安全。惟現行不動產登記謄本,在標示部分,都市計畫等關係土地使用的重大法令則無法全部在標示部查出、法定空地或容積移轉,並無法在登記簿上查閱、都市計畫外土地之使用分區及使用地類別均有載明種類,但都市計畫內土地之使用分區及使用地類別卻均為空白,導致欲交易都內土地之人仍須向主管機關查詢都內土地管制情形、公告地價未記載、註記登記太過浮濫。在所有權部分,所有權人已死亡,若繼承人未辦理繼承登記,仍無法得知真正權利人已變更為繼承人,並使得土地法第73條之1未辦理繼承登記之土地於一定期間後公開標售將所得歸國庫之規定無法落實。且民法物權編修正,有許多條文明文允許所有人和其他物權人之間以及共有人間約定相互間的權利義務,且都可以辦理登記,但登記簿他項權利部分並不能完全確定相關權利人及其權利內容,必須再查閱所有人與他項權利人或共有人之間約定的登記,才能呈現登記的法律關係的全貌。因此,現行不動產登記簿之登記之方式及內容,似仍有改善空間。

 

出賣人除交付符合約定之標的物之主要義務予買受人外,尚負有從義務與附隨義務,從義務與附隨義務係為使主義務之履行更加圓滿,違反者應得解除契約(從義務)或負損害賠償(附隨義務)。小明買賣土地之目的係為了蓋房子,小華若也知道該情,卻於出賣時不告知,即屬於從義務之違反,小明應得解除契約(小華有無過失並不影響小明解除契約之權利)。

 
醫師不是神 列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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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一, 23 七月 2018 07:40

撰文:曾泰源律師(維德律師事務所)   整理:記者江思婷

雲林地院前院長康樹正在臉書發文寫到,「法官是人不是神,法官是人,當然也會犯錯。」

他更進一步提到,醫師是醫學院畢業,最優秀的學生才進得了醫學院,可說是人中之龍。醫師看診,有科學儀器借助,病人應該也不致以隱瞞病情(只有沒病裝病的才會說謊),醫師仍然有誤診開錯藥的時候。其實,非只如此,當病人隱藏不發的疾病,在看診時,無從自外觀顯現徵兆時,醫師也不是神,又如何可以在看診時判斷出。倘若在事後,病人才發病,因此造成身體嚴重的病症或死亡,似也不足認定應是神,不應漏失,進而醫師應負醫療過失的損害賠償責任。

醫師從來是秉持著濟世救人的心,在執行他的醫療職務。相信沒有一位醫師願意在他的手上讓病人死亡或受到更重的傷害。但是,醫師非神,又如何一目瞭然病人的身心狀態呢?正確判斷病症要依靠病人正確指訴及儀器檢查,與醫師豐富的本職學能,方不致有所遺漏與誤判。

個人曾經承辦過一件醫療糾紛,略以:「:上訴人主張其因前不規律劇烈頭痛,前往小型診所看診,經診所開立止痛藥物服用,情況未能改善,故另日下午至某醫院掛診神經外科,由甲醫師負責診療。於甲看診時,上訴人主訴頭部局部已連日因不明原因劇烈疼痛及頸部僵硬,並經小型診所看診後,服用止痛藥劑皆無改善跡象,上訴人與其配偶一再強調止痛藥無效且頭部疼痛,惟甲卻僅就上訴人脊椎部位作檢查,並以一般肩頸疼痛、筋膜炎處理,開立止痛及肌肉鬆弛藥劑,而疏未注意上訴人主訴頭痛劇烈多日、肩頸痠痛等腦動脈瘤(aneurtsm)之典型徵兆,就上訴人所患之腦部動脈瘤疾病竟未發現,而未給予上訴人合理之檢查,亦未施予上訴人正確之治療方式,而遲延上訴人檢查、手術之機會,致上訴人於就診當日即同年7 月20日晚間因昏迷緊急送院,始知悉上訴人係腦部動脈瘤破裂,雖經多次手術仍未痊癒,而成為半植物人。是甲因上開醫療行應負損害賠償責任。」

該案經地院判決我方勝訴,病患不服上訴二審,惟經二審深入調查認為,「腦動脈瘤」之臨床確診有其困難度,可區分「典型與非典型」之病徵,依臺北榮民總醫院函覆原審及本院略以:因為腦動脈瘤破裂發生率不高,每年10萬人裡約5至8人發生破裂出血,患者的主訴「劇烈頭痛多日伴有頸間僵硬、止痛藥無效果,今日頭痛加劇無法工作」,確有診斷上困難,若診斷為肩頸筋膜炎延伸之頭痛,而未做腦部檢查,尚難謂不符醫療常規。臨床症狀強烈懷疑有動脈瘤破裂者,係指除頭痛外並伴隨例如意識障礙、半身無力或眼皮下垂複視等神經功能障礙。若病患僅有後側頸部頭痛確實非動脈瘤破裂典型症狀,一般不會行腦部或血管檢查;如病患表現並非典型動脈瘤破裂症狀且神經學檢查亦為陰性,很難會懷疑動脈瘤而做進一步檢查。核磁共振雖是檢查動脈瘤方法之一,但一般病患有爆炸性頭痛或有典型突發神經功能障礙,如眼皮下垂等強烈懷疑有動脈瘤破裂才會施以核磁共振檢查等語。

足見動脈瘤未破裂前不會有症狀,除非有特殊神經遭動脈瘤壓迫致顯性病徵表現於外,即使為專業神經內外科醫師亦難確診,而一般腦部影像檢查除非動脈瘤於臨床上顯可易見,否則須倚靠侵入性血管攝影始能察知。因上訴人主訴時,未表述上開典型動脈瘤破裂之病徵,僅稱「後頭部疼痛、肩頸痠痛」等,因病患頭痛原因很多,尚須排除其他因素後,疑似高度懷疑患有動脈瘤病症,始會更進一步之腦部醫學影像檢查。

因此,上訴人在甲醫師施以神經學檢查時並無發現「頸部神經壓迫」、「頸部神經刺激」等症狀(病歷中明確記載「Spurling test」為「-「negative」,經安排頸部X光片排除頸部結構問題,惟發現有頸部關節退化性病變與骨刺生成,另抽血檢查亦未發現白血球異常升高乙 情,而無腦部或血管病變之合理懷疑,故未啟用電腦斷層血管攝影、傳統血管攝影檢查及核磁共振,是以本案並無對上訴人已顯現之病徵未採取相對應(妥適)之治療處置。甲依上訴人求診時症狀及診察結果,為上訴人筋膜炎之診斷,未做腦部檢查,應無違反一般醫療常規之處。則上訴人之主張洵無足採。

 

上開案例正足以證明,醫師不是神是人,無有神通,對於未發的病兆,在無跡證之下,誠難期待可以用肉眼斷症出來,法院實不能強醫師之所難,苛求其為何不能事先預測及之。終究醫師是人,在遵守人間法則及其專業判斷症狀後,有時而窮,病患如果有不盡如人意時,就要求醫師負全責,對救人的醫師而言,難免不公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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