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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體本是中道力量、社會的良知良心,也是公眾的守護者。《東方報》自九十六年八月一日創刊迄今(前身東方快報),六十多位員工在自己的工作崗位上兢兢業業,只為守護花蓮這塊美麗的土地和善良的人民。尤其《東方報》為善盡社會公器責任,發揚人性光明面,堅持不刊登害人的「地下錢莊廣告」、「六合彩賭博廣告」 及「色情廣告」。 
「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東方報》是花蓮地區一家屬於「社區性」的報紙媒體,每日以八個大版刊登花蓮縣及十三個鄉鎮市的新聞,豐富的、完整的、深度的將全縣新聞呈現出來。而本人也特別要求《東方報》編、採同仁務必秉持「四不原則」∣「不捲入」、「不介入」的採訪和報導心態,提供讀者一個「不加工」、「不加料」的新聞議題,希望提供閱讀公眾一個純淨的新聞報導。  
花蓮是一處充滿「傳媒傳奇」的山城,實際居住人口不到卅萬,產業經濟及文化藝術相對的貧瘠、落後,但是地方媒體竟如此的「蓬勃發展」!因此在花蓮地方媒體充斥的當下,《東方報》將繼續走自己的正路,並堅持扮演社會的良知良心。(社長 林裕勳)

東方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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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東方報
前有測速照相告示牌設位置不當 違規單可否撤銷? PDF 列印
作者是 東方報   
週二, 27 六月 2017 07:23

撰文/湯文章(花蓮地院民庭庭長)

整理/記者王紫藍

案例:

小明開車行駛於台九線,途經東華大橋路段,遭警以超速為由逕行舉發。小明不服聲明異議表示,先主張警察的測速儀器不合規定,所以測速的結果不正確,請求撤銷罰單。並且主張警察並未設置告示牌,取締不合法,請求撤銷罰單。嗣經調查後,警方確實有在取締路段前400公尺處設置告示牌,小明乃改口稱依規定應在取締前100公尺至300公尺處設置告示牌,所以警方所設置告示牌距離太遠,不合法請求撤銷罰單。小明上開三項主張,有無理由?

解析:

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7條之2第3項:於前項第9款(行車速度超過規定之最高速限或低於規定之最低速限)之違規行為,採用固定或非固定式科學儀器取得證據資料證明者,於一般道路應於100公尺至300公尺間,於高速公路、快速公路應於300公尺至1000公尺間,明顯標示之;其定點當場攔截製單舉發者,亦同。

條文規定對於行車速度超過規定之最高速限或低於規定之最低速限,要求執法機關於一定距離內明顯標示之,以讓駕駛人留意得以保持速限而維持安全。該項規定之立法意旨在於提醒駕駛人注意速限,進而得以維持行車安全,彰顯本法非以處罰為目的之立法。此稱作「告示明確性原則」,此原則寓含有「不教而殺謂之虐」的意旨。

由於以往警方曾有設置標示的地點,距離取締地點太遠的情形,故修法後明定,無論以固定或非固定儀器之方式取締,均應在法定之距離內設置取締標示,否則取締即屬違法。但應注意,此條立法目的是在交通違規路段前,先設置標牌警告標誌,或速限禁制標誌提醒用路人,使得警方在執法採證上得以符合法定程序,減低違法性,且駕駛預見警告時,避免因反應時間及距離的不足,增加危險,舉發機關有遵守必要;若未遵守,應屬違法。

所以,警方所設置的「前有測速照相」警示標誌,若不明顯,例如設置位置在行人紅磚道上,高度與背後欄桿圍籬相同,並無明顯高起突出,加上字體狹小,難以一眼就看見其內容,則該設置標示,可能也不合法。

固定式儀器取締,在儀器前100公尺至300公尺處設置標示,讓駕駛人可以事先看到該標示,自然符合上開法律規定。比較有問題的是非固定式儀器之取締,目前大多使用雷射槍的方式來取締,警察機關為符合上開法律規定,都是在取締前400公尺處設置取締標示,待行進的車輛經過該標示後約100公尺至300公尺處時,才加以取締,這也是合法的。

另警方取締超速的測速儀器,目前都有定期檢驗,且符合經濟部標檢局檢測合格之測速器,所以,小明以上述三項事由主張撤銷罰單,並無理由。

附帶說明,警方設置的警告標示大都為「前有測速照相」、「常有測速照相」,原先設置的規格並不一致,目前已趨向有一定的格式。此外,設置的警告標示若為「前有違規取締」,司法實務見解,亦認為符合告示明確性原則。

 
私下的錄音,可否當證據? PDF 列印
作者是 東方報   
週一, 26 六月 2017 07:37

撰文:曾泰源律師 整理:記者阮文彬

打官司需要提出證據予法官看,為眾所周知。但是,什麼是訴訟上的證據?該證據能否為法官所採用?每個證據的證明力與評價如何?都應為法院所斟酌。

至於,為何法官採對造的,不採我提出去的證據,這個法官與那個法官為什麼對同一證據看法差異那麼大,法律的判斷標準在那裏?經常為打官司當事人深深的迷惘,在法院認定證據的評價沒有標準下,當事人不免事後質疑,是否有法官收紅包呢?

證據在每件案件的調查、適用,律師判斷未必與承辦法官一致,而二審法官也難保與一審法院看法相同,訴訟經驗豐富的律師,遇到這種情況,應該相當的多,因此,大部分律師都不太敢向當事人打包票---案件必贏,否則,最後輸掉官司,會被委託人責怪,拆招牌的。

拜今日科技發達,錄音設備愈來愈精密,在生活上使用也是愈來愈普遍。一般民眾大多數欠缺法律概念,對於人與人相處的法律事件,以口頭告知,彼此道德信賴,未留下書面約定的物證,大有人在。

遇此情況,倘一方不依據誠信來履行承諾,甚至,全盤否定,契約約定的當下,有無證人,那上法庭訴訟,主張權利的人,可死無對證,最後判決恐不利於無證據的當事人。

法官不是神,無從回到爭訟人的從前,看到獲得昔日真正的口頭協議內容為何,主張權利人恐負有舉證責任的義務,方才讓法官的裁判有基礎證據。惟實際上,倘若事發當時無他人在場目擊,當事人又不簽無書面,復未加以錄音,那麼法官又如何單憑你的片面之詞,判你勝訴呢?

我們知道,現今打官司,常常會有人以錄音搜證,過往發生的事情。但是,又常常會聽到有人主張,那是「錄音可以拿來當作證據嗎?」或者有人說,「非法錄音」,是不可以用來當證據的,到底是怎麼回事那一種說法才是正確的?

按最高法院105年度台上字第2571號的判決認定:

錄音時,自己也在裡面,且不是出於不法目的,或是違法手段,如此取得之錄音,是可以當成法庭上審判的證據。

該判決內容略以:「私人之錄音行為,不同於國家機關之執行通訊監察,應依通訊保障及監察法規定聲請核發或補發通訊監察書等法定程序及方式行之,但私人為對話之一方,為保全證據所為之錄音,如非出於不法之目的或以違法手段取證,其取得之證據即難謂無證據能力。

本案系爭錄音,係黃某以其IPHONE手機錄音軟體,當場將顏某、林某、黃心某、黃沛某等人於101年9月22日在喜來登飯店對話之內容,直接錄下為錄音檔等情,業經證人黃沛某於第一審證述明確(見第一審卷第17 8 頁背面),屬於私人私下自行蒐證而取得之證據,雖錄音中包含上訴人等於審判外所為不利於己之陳述內容,然於告訴人提出系爭錄音之光碟列為告證28附卷後,經第一審於103年10月1日當庭勘驗明確,製成錄音譯文。

上訴人等及其第一審辯護人亦均當庭表示對於系爭錄音光碟及譯文之證據能力沒有意見而不爭執(見第一審金訴字第9號卷第110頁背面之勘驗程序筆錄),則黃心某之私人錄音取證行為,既無國家機關公權力之介入,且上訴人等並非被告以外之人,其等於審判外之陳述,並無傳聞法則之適用,況上訴人等復未主張、卷內亦無資料顯示上開上訴人等之對話有何非出於任意性之情事,是系爭錄音譯文應屬具有證據能力之適格證據,原判決採為判斷之依據,縱未說明其具有證據能力之理由,仍與證據法則無違。

由上開最高法院判決的理由,可得推知私人的錄音只要是為保全證據所為,且如非出於不法之目的或以違法手段取證,其錄音取得之證據,在裁判上是有證據能力,可以用來佐證陳述事實的證明,並非私下的錄音內容,不得拿來當呈堂證供的,值得打官司的人注意及之。

 
惡房東鎖住房客一家人,構成何罪? PDF 列印
作者是 東方報   
週日, 25 六月 2017 13:13

撰文:李殷財律師(劍無鋒律師事務所) 整理:記者阮文彬

◎案例:

小玲一家七口,舉家搬到基隆工作,小玲找到一家透天厝,裡面有4間房間,但只有2間有冷氣,小玲跟房東反應,房東說:沒有關係,夏天到的時候,我再加裝2台冷氣好了。小玲因為急著搬進去,就跟房東簽約了,並帶著年邁的老母親,以及5歲、7歲的小孩搬進去。

沒想到,小玲住了幾個月後,就發現屋子一直漏水,多次跟房東反應,順便也請房東加裝另外二台冷氣,房東不願意修繕,而且連原本答應的冷氣,也直接拒絕了。小玲一氣之下,為了表達不滿,也拒繳租金。房東警告小玲:「不繳錢就搬家!」沒想到,小玲還是置之不理,房東一氣之下,就請鎖匠直接在大門上鎖,並傳簡訊給小玲:「門已反鎖!叫警察來我也不會開!除非繳清房租!我再開!請妳要永遠留在裡面還是留在外面傳簡訊告知!請打電話自己付錢住旅館或飯店!今天妳們要住外面!」小玲從裡面打不開門,只好打電話報警,警方會同鎖匠到場後,才打開門鎖,讓小玲一家人可以外出。

沒想到,房東第二天看到鎖被打開後,竟然又找來鎖匠,並叫鎖匠直接將大門用電焊焊死,小玲只好再次報警,警方找來鎖匠後,才打開大門,小玲實在不堪其擾,只好對房東提出告訴,房東會構成犯罪嗎?

◎解析:

房東在出租時答應要裝的2台冷氣,這是租賃契約所約定的房東義務,所以,房東必須要出資裝設2台冷氣。另外,房屋漏水,也是房東要負修繕義務。房東一直不願裝設冷氣,也不修繕,小玲可以發存證信函定期催告房東,如果房東逾期不裝冷氣,也不修繕,小玲就可以自行僱工裝設冷氣,以及修繕,小玲支付的費用,再從房租中扣除。

就算小玲積欠房屋,但房東也不能採取「非法」的手段來催討房租。房東將大門上鎖,造成小玲一家人被關在屋內,無法自由進出,已經觸犯刑法第302條第1項的剝奪行動自由罪、以及刑法第304條第1項的強制罪(妨害他人行使權利)。另外,房東又傳簡訊說:「你要永遠留在裡面…」等語,如果造成小玲一家人心生畏懼,也會觸犯恐嚇罪。

檢察官起訴以後,房東在地方法院不認罪,辯稱:我沒有裝鎖,沒有妨害自由。但員警證稱:案發當天房東有承認鎖是他裝的。所以,法官還是認為房東構成妨害自由罪,而且重判2年4個月。

房東後來上訴二審,直接改口認罪,而且也趕快跟小玲一家人和解,高院法官改判有期徒刑2年,緩刑5年(留校察看的意思,也就是5年內不要再犯罪,就不用進去關了)。所以,認不認罪?以及有沒有和解?可以證明被告犯後是否知道悔改,當然也會影響到法官量刑的輕重。

 
僱用人責任 (上) PDF 列印
作者是 東方報   
週六, 24 六月 2017 13:20

撰文:林政雄律師(大日法律事務所)

整理:記者阮文彬

高等法院針對謝依涵殺害陳進福、張翠萍夫婦2人案件,民事判決(103年上字第600號)認定呂炳宏等3人應負僱用人責任而需與謝依涵連帶賠償張母(張翠萍之母)368萬餘元,引發民眾之討論,並認為呂炳福等人應為史上最倒楣之老闆,到底什麼是僱用人責任呢,本文將介紹其要件及實務上之見解,並簡述103年上字第600號之理由。

何謂僱用人責任:

規定在民法第188條,僱用人責任是指受僱人因執行職務,不法侵害他人權利者,由僱用人與受僱人連帶負賠償責任。本條規定是基於保護被害人而設的,避免在受僱人沒有錢之情況下,被害人無法獲得賠償。

要件:

(1)需具僱用人與受僱人關係

實務見解對於此要件向來採取從寬解釋之態度,並非僅限於僱傭契約所稱之受僱人,亦不以事實上有僱傭契約者為限。凡客觀上被他人使用為之服勞務而受其監督者,均係受僱人,亦即依一般社會觀念,認其人係被他人使用為之服務而受其監督之客觀事實存在,即應認其人為該他人之受僱人。簡單來說,只要客觀為他人服勞務,並受指揮監督,即為受僱人,不管雙方間是否有訂有僱傭契約、勞務種類如何、期間長短,或者有無報酬。

(2)行為人係執行職務之行為

所謂之執行職務,實務向來採取客觀說,認為應從行為外觀觀之,在客觀上是否足以認為是執行職務之範圍,發展出之類型除了指僱用人指揮命令受僱人執行之事項、委託之職務自體、執行該職務所必要之行為外,又擴及受僱人濫用職務或利用職務上之機會及與執行職務之時間或處所有密切關係之行為,仍包括在執行職務之範圍。

本件媽媽嘴事件爭議點亦在於謝依涵殺害李進福、張翠萍是不是執行職務之行為,高等法院之見解認定謝依涵殺害行為係執行職務之行為,理由簡述如下:

1.媽媽嘴咖啡為謝依涵執行職務之地點,準備咖啡為謝依涵之職務範圍,時間上亦為上班時間,謝依涵準備飲品時將安眠藥加入2人其中,從行為外觀看起來是在執行職務,客觀上足認是在執行職務,認定謝依涵將安眠藥加入咖啡中之行為,是利用職務上機會之行為。

2.謝依涵雖是在樹林中殺害2人,但是在咖啡店裡下安眠藥之行為,為謝依涵殺害2人行為之一環,要不是謝依涵在咖啡中加入安眠藥,以謝依涵一名女子,應無法制服陳進福、張翠萍2人,行為彼此間環環相扣,無從割裂,且將意識不清的2人扶出店外,從外觀看起來是在幫助身體不適之客人之職務上行為。

(3)受僱人之行為該當一般侵權行為

(4)僱用人選任受僱人及監督其職務之執行具有過失,且其過失與損害發生兼具因果關係。                                                (待續)

 
因無理由被駁回 有無中斷消滅時效之效力? PDF 列印
作者是 東方報   
週二, 20 六月 2017 07:08

撰文/湯文章(花蓮地院民庭庭長)

整理/記者阮文彬

案例:

某甲為公家機關的司機,100年2月5日駕駛公務車肇事致乙受傷,乙先以該公家機關為乙的僱用人,依民法第188條第1項受僱人執行職務侵害他人權利,僱用人應與受僱人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為由,向法院起訴請求損害賠償,經法院於103年2月5日判決確定認定,乙為公務員,甲僅能依國家賠償法規定,請求該公家機關賠償,故乙依民法僱用人與受僱人侵權行為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規定請求,並無理由,而駁回乙之訴訟。乙於接獲判決書後,旋即於103年2月16日提起國家賠償訴訟,該公家機關以乙所提起之訴訟已逾2年國家賠償請求權時效作為抗辯,有無理由?

解析:

按公務員因故意違背對於第三人應執行之職務,致第三人之權利受損害者,負賠償責任,其因過失者,以被害人不能依他項方法受賠償時為限,負其責任。固為民法第186條第1項所明定,惟本條所定公務員執行之職務,既為公法上之行為,其任用機關自無民法第188條第1項或第28條規定之適用(最高法院67年台上字第1196號判例可資參照)。所以,如依法令從事於公務之人員,於執行職務行使公權力時,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人民自由或權利者,被害人即應循國家賠償法所規定之程序請求國家賠償,如依民法第188條之規定請求國家負侵權行為之連帶賠償責任,即屬與法有違。

至於2年消滅時效的起算點,應該依侵權行為發生日(100年2月5日)?還是判決確定日(103年2月5日)?若依前者,則消滅時效已完成,乙即不得再為請求。最高法院77年度台上字第436號判決指出:「民法第131條規定:時效因起訴而中斷者,若撤回其訴或因不合法而受駁回之裁判,其裁判確定,視為不中斷。就中雖未規定債權人之起訴,因無理由而受駁回之判決者,其判決確定,亦在視為不中斷之列,惟法院如認債權人之請求權不存在,而以判決駁回其訴確定,即不生時效中斷之效力。」

換言之,無理由被駁回,時效不中斷,經過2年期間而完。但民法有關消滅時效制度之所由設,主要是為避免時間過久發生舉證上之困難,是一旦有與為時效基礎不相容之事實發生,即應予以中斷其時效之進行,是民法於第129條明定請求、承認、起訴為時效中斷之事由。

而所謂之起訴,係指提起民事訴訟而言,不論是給付之訴、確認之訴、形成之訴,亦不論為本訴、反訴、附帶民事訴訟,均包括在內,蓋原告起訴主張被告應負賠償責任之行為本身,即屬「與為時效基礎不相容之事實」,與其主張之法律關係(訴訟標的)是否正確無誤(與法院之見解相同)無涉。

因此,原告先依民法僱用人與受僱人侵權行為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規定請求損害賠償,只因法院之見解不同,致被法院駁回其請求,其起訴行為自應發生中斷時效之效力,故原告於前案判決敗訴確定後,依據前案確定判決之法律見解而提出國家賠償之請求,自不得以其時效已完成而剝奪其請求損害賠償之權利。因此,上述最高法院判決的見解,在適用上應該有限制,方為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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