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曾泰源律師

整理：記者阮文彬

記得多年以前曾承辦一件性侵的案件，被害人為未滿20歲的未成年人，性侵案件常常只有兩人知道，告訴人的片面之詞，因此，兩造在開庭的攻防陳述上，頗為激烈，使得承辦檢察官多次開庭，於時間上一直延宕，檢察官也遲疑未結。

告訴人當時也有委請律師出庭，就在雙方訴訟上各執一詞，不知不覺時間悄悄的快過了2年。或因如此，被害人律師也未注意時間，卻仍執著於嗣檢察官將被告提起公訴以後，才向法院提出附帶民訴賠償，因此，便沒在偵查中，為被害人提出民事損害賠償。

其實，法律設計侵權行為的被害人可以在檢察官對被告提起公訴後，讓被害人提出附帶民事賠償，無庸繳納裁判費，是一種對於被害人的恩典，降低訴訟費用的負擔，因此，所有律師無不循此模式進行。

然而，按民法197條規定，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請求權，自請求權人知賠償義務人時起，2年內不行使，或侵權行為時起經過10年而消滅。 雖然律師均熟稔法條規定，但有時案件牽延，或承辦檢察官也擺著不結，甚或因全案送鑑定而無法進行，當事人日久疏於注意。惟時間是不等人，律師不無可能疏忽未注意及此，而當事人或因案件交付律師，即令律師最初告知，快到2年之時，莫忘提醒律師，卻有可能自己也忘記，因而，讓民事賠償請求罹於2年時效，最後為被告在訴訟中提出時效抗辯，而喪失請求權利。

於今記得，該案件最後仍然為檢察官所起訴，被告看我無法辯護使其為檢方不起訴，起訴後即另找高明，類此情況律師界彼彼皆是，我並不以為意。但是，我接到起訴書時，該案已辦超過2年了。

在起訴後，我偶然間遇到被害人委任律師，我反關心、疑問地問告訴人的律師，你有無提起民事訴訟，他告訴我，這不是可以提附帶民事賠償嗎？我告以起訴時已經超過2年請求權時效，沒想到他反問我，不是從收到起訴書時才開始起算請求權時效嗎？我告訴他，應該是從被侵害知悉時就要計算時效的。

至於，倘若被害人為未成年人，其被害時不敢告知法定代理人（父母），經過幾年後才被發現當年受害，此時，2年時效是否以父母親知悉未成年子女受害開始起算，實又不然。

按性侵案件依法請求權人為侵權行為之被害人，故未成年人為有權利請求賠償之人，其父母就其被害則為法定代理人，僅代其行使權利而已，因此知悉時間之起算，依法條文義，應以被害人知有侵權時起，2年間不為之而消滅，或事實發生逾10年亦同。

此外，父母親對於未成年人的被性侵依據民法第195條如不法侵害他人之身體、健康、名譽、自由、信用、隱私、貞操，或不法侵害其他人格法益而情節重大者，被害人雖非財產上之損害，亦得請求賠償 相當之金額。其名譽被侵害者，並得請求回復名譽之適當處分。 前項請求權，不得讓與或繼承。但以金額賠償之請求權已依契約承諾，或 已起訴者，不在此限。 前2項規定，於不法侵害他人基於父、母、子、女或配偶關係之身分法益 而情節重大者，準用之。是侵害身分法益情節重大時，父母親才能請求損害賠償，併此敘明。

撰文：李殷財律師（劍無鋒律師事務所）整理：記者阮文彬

想想看二個問題：

其一：去知名連鎖餐廳用餐，廚師手上有傷口，上完廁所又沒洗手，也沒有戴手套，就直接做生菜沙拉，顧客吃完後，因為肉毒桿菌中毒，造成呼吸困難、肌肉無力、嘔吐，陷入昏迷，經急救後，撿回一命，但還是住院3個星期，損失將近50萬元，要廚師賠償時，廚師已離職，而且也沒有任何財產，這時候，可以要老闆賠嗎？

其二：家人因為車禍受傷變成植物人，請知名律師打官司，律師拿到1000萬元賠償費後，律師助理竟然捲款潛逃，老闆（律師）要賠償嗎？

老闆說：這是員工個人的行為，跟公司沒有關係，我們店裡總共有500個員工，我沒有辦法監督到每一個員工，難道連他們殺人放火，都要我負責嗎？

所以，顧客只好自認倒楣嗎？

再想下一個問題：（一）老闆在挑選廚師的時候，怎麼沒有篩選，找一個注重衛生的廚師？怎麼沒有建立衛生規範，仔細監督員工徹底執行呢？（二）律師怎麼沒有找一個品行良好的助理？怎麼沒有管好助理？對於1000萬元的款項怎麼沒有任何防範的機制？

思考完這些問題以後：應該大部分的人會認同：老闆應該要負責賠償顧客的損失吧！其實這就是民法第188條第1項的規定，老闆對於員工在「執行職務」的時候，不法侵害到別人的權利時，是要負連帶賠償責任的。

為什麼要這樣規定？主要理由有三點：

一、老闆應該找可靠的員工，更可以指揮監督員工，老闆指揮監督不周，造成損害，要老闆負責，這樣才能督促老闆盡到篩選、監督義務。

二、老闆使用員工，當作老闆的手腳來替老闆賺錢，老闆享受利益，當然要承擔手腳（員工）所造成的危險。

三、如果老闆不用賠償的話，員工根本沒有錢，或已經潛逃，那麼顧客就必須自己承擔100萬、1000萬元的損失，對顧客來說，很不公平。老闆（尤其是大型企業）可以透過投保的機制，將員工的風險分散給保險公司。

在媽媽嘴命案，老闆雖然辯稱：謝依涵不是在店內殺人，根本不是「職務行為」，純粹是她私下的行為，我怎麼可能管得到？沒有錯，咖啡店長的「職務行為」應該是沖咖啡，當然不包括殺人。可是員工藉用「職務上的機會」來犯罪，老闆同樣也會構成連帶損害賠償。就像前面律師助理的「職務行為」當然不包括捲款潛逃，可是利用職務上的機會侵吞公款，老闆還是要負責。

謝依涵是在「咖啡店內」下藥迷昏陳姓夫妻兩人，兩夫婦『在店內』就已經昏迷了，店內員工竟然都沒有任何反應，之後，才被謝依涵將兩個人扶出店外殺害，一個咖啡店長扶了兩個昏迷的老人家出去外面，竟然店內沒有任何一個人去過問，難道都沒有任何責任嗎？

至於網友同情老闆而批評恐龍法官，是的，我們不敢否認，確實有恐龍法官的存在。但這個案件是矚目案件，法官一定也知道這樣判，會引起網友的圍剿。如果配合民意，判決老闆不用負責，可能還會獲得好評，頂多只有死者家屬不滿。如果依法裁判的話，反而會遭受批評，可是，法律就是如此規定，法官只是依法裁判。這樣的法官應該受到苛責嗎？再思考一下：如果我們是那個顧客？是陳姓夫婦的家屬呢？

撰文：林其鴻律師（大日法律事務所）

整理：記者阮文彬

撰文／湯文章(花蓮地方法院民庭庭長)

整理／記者阮文彬

案例：

甲為乙的好友，乙向甲表示其名下有一塊價值1,000萬元的土地，因為與丙有債務糾紛，丙現在正要向法院聲請查封拍賣，想將這塊地先過戶到甲名下躲避強制執行。經甲同意後，乙乃將這塊土地以買賣為原因，辦理過戶給甲。嗣經丙發覺後，向檢察官提起告訴主張甲、乙間之土地過戶行為屬於虛偽通謀意思表示無效，涉及偽造文書罪，有無理由？

解析：

市場上房屋及土地等不動產買賣，將所購買不動產所有權，登記於買受人以外之第三人名下之方式，為社會上習見之交易模式，其法律關係可能是信託，也有可能是借名登記。

信託法第4條規定，以應登記之財產為信託者，非經信託登記，不得對抗第三人之規定，乃信託成立之後，信託財產具有獨立性，為保護交易安全之公示制度；而土地法第43條所謂登記有絕對效力，旨在保護善意之第三人，以維護交易安全而設。將登記事項賦予絕對真實之公信力，故善意第三人信賴登記而取得不動產所有權，即受該條規定之保護，真正權利人不得對之主張其權利（最高法院98年度台上字第32號民事判決參照）。

上述規定，對於信託登記內部、外部的法律關係起了衡平適用，不但可以規範真正權利人（委託人）與受託登記名義人（受託人）間之法律關係，亦不妨礙不動產買賣之公示作用，對於第三人信賴登記而取得不動產，亦有保護明文。

另稱「借名登記」者，謂當事人約定一方將自己之財產以他方名義登記，而仍由自己管理、使用、處分，他方允就該財產為出名登記之契約，其成立側重於借名者與出名者間之信任關係，及出名者與該登記有關之勞務給付，具有不屬於法律上所定其他契約種類之勞務給付契約性質，應與委任契約同視，倘其內容不違反強制、禁止規定或公序良俗者，當賦予無名契約之法律上效力，並依民法第529條規定，適用民法委任之相關規定（最高法院99年度台上字第1662號民事判決參照）。

信託登記與借名登記均為法律所允許，只是信託要依信託法及土地登記規則相關規定辦理信託登記，借名登記則沒有這樣的登記，所以借名人與出名人間縱使有借名登記契約存在，但因沒有公示作用（登記），所以對於為了保護交易安全，對於信賴登記之善意第三人應該給予保護。又刑法第214條之使公務員登載不實事項於公文書罪，係以明知為不實之事項，而使公務員登載於職務上所掌之公文書，為成立要件。

所謂「明知」，係指刑法第13條第1項之直接故意即確定故意而言。至同條第2項之間接故意即不確定故意，則不包括在內，自難論以上開使公務員登載不實罪（最高法院86年度台非字第362號刑事判決參照）。

所以，甲、乙間移轉系爭不動產的外部所顯示之法律關係固係因買賣之原因關係而移轉，然其等內部間法律關係則係基於二人間之信託契約或借名登記契約來加以規範，二人間確有移轉系爭土地而使該不動產物權發生變動之原因及真意，並非虛偽，不會構成通謀虛偽表示予以評價（至於有沒有損害債權、得否撤銷，不在本文論述範圍）。此與為了規避不法行為而將不動產假裝登記在他人名下，實際上並無欲移轉不動產物權之真意而辦理移轉登記之情形，並不相同，只是很難從外觀上判斷有無移轉的真意。

此外，甲、乙二人因信託契約或借名登記契約而為移轉登記，二人既有移轉系爭土地之原因及真意，也沒有所謂不實登記可言，所以也不會有妨害地政機關管理地籍之正確性之情形，而符合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之情形，因此也不會構成使公務員登載不實罪。

撰文：李佳怡實習律師

整理：記者阮文彬

宋釋普濟《五燈會元》：「僧問：『化城鑒如何是各尚家風？』曰：『不欲說。』曰：『為甚如此？』曰：『家醜不外揚。』」此段對話中，最後所提到之「家醜不外揚」，成了現今大眾耳熟能詳的成語。但是在這個社會上，囿於這句流傳千年的古諺，而不敢聲張自己在家庭中遭受暴力對待的人，又是何其的多？

看倌們是否還記得，多年前發生的鄧如雯殺夫案，便是因為遭受丈夫長年虐待，在鄧如雯不敢向外求救，且旁人基於「清官難斷家務事」的觀念，不願介入救援，導致鄧如雯在身心無法負荷，抵抗不了精神壓力的衝擊下，最終發生殺夫的重大事件。

殺夫案成為社會矚目事件，終於受到社會團體的聲援，大眾終得正視家庭暴力之存在及危害家庭之重大，於是促成1998年立法通過《家庭暴力防治法》，保障家庭成員免受身心的虐待。

關於《家庭暴力防治法》之規定，適用對象甚廣，家庭成員的定義並非只有大眾所認知的配偶、前配偶，亦包含直系血親、直系姻親（即父母子女、公婆、岳父母等），以及四親等內旁系血親、旁系姻親，甚至也將現有或曾有同居關係納入保護，亦即縱使是未結婚的男女同居關係或同性伴侶關係，皆納入家暴法適用範圍。

上開立法可說是人權的一大進步，而家暴法並未將「家庭」之概念侷限於夫妻之間，或是血緣之聯繫，它是正視「家」的各種組成可能。惟所謂的暴力並非囿於在「家庭」中，亦可能發生在尚未進入「家庭」之親密關係。故立法者於2015年三讀通過「恐怖情人條款」，將家暴法對於暴力之杜絕拓展至「家」以外之親密互動關係，立法者在該法中新增第63-1條之規定：「被害人年滿16歲，遭受現有或曾有親密關係之未同居伴侶施以身體或精神上不法侵害之情事者」，得以準用家庭暴力防治法中的關於民事保護令之規定，以保護己身安全。

所謂家庭暴力，除了大眾可以想見之身體暴力外，亦包含精神暴力（如言語恐嚇、跟蹤、騷擾等），或是經濟上暴力（過度控制家庭財務、拒絕或阻礙被害人工作等）。大多數人在遭遇家庭暴力時，往往因為難以啟齒而選擇默默隱忍，尤其男性較容易覺得尊嚴掃地而更不願提起。但為了保護自身以及家人（尤其是未成年子女）之安全及權益，更應該要勇敢發聲，以免造成無法挽回的憾事。除了可以撥打113保護專線諮詢與求助，若是當下正處於遭受家庭暴力之緊急狀態而具有人身安全之疑慮，此時便需要警察的即刻救援，應盡速撥打110報案專線，讓員警到場處理。

在為了嗣後可以於6個月內提出刑事告訴或向法院聲請民事保護令，在遭遇身體暴力後，宜照相存證，並盡速至醫院驗傷，請醫師開立診斷證明書。另外，也要尋找願意出面作證的人，以證明自身傷勢係加害人施暴所致；若是言語恐嚇之情形，則須想辦法錄音蒐證，或是尋找在場聽聞之目擊證人。唯有做好蒐證工作，方能在後續進入司法程序時，替自己好好爭取應有的權益。

目前家暴實務上，外籍配偶實際上亦遭遇莫大的困境。臺灣針對外籍或大陸配偶之法令，實存有許多盲點及保護不周之處，造成這些外籍配偶因為擔心其爭取子女監護權不易，或是未來出入境及居留證等問題，而被迫忍受家庭暴力。這些外籍配偶之困境也是立法者亟欲檢討改善的問題。

很可惜，現今台灣社會上仍有許多角落深陷於家庭暴力的陰影中，而陰影下的人們常是束手無策。但是，我們實不應容忍任何人生活在暴力的陰影中，應伸出我們溫暖的雙手，協助正蜷曲於家庭暴力下的人們，讓他們走出家暴的籠罩。呼籲深受家暴之苦的人們，您絕對不要放棄伸出雙手，向外求援！當您伸出雙手，司法單位將會緊握牢您的雙手，給予不再害怕的勇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