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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體本是中道力量、社會的良知良心,也是公眾的守護者。《東方報》自九十六年八月一日創刊迄今(前身東方快報),六十多位員工在自己的工作崗位上兢兢業業,只為守護花蓮這塊美麗的土地和善良的人民。尤其《東方報》為善盡社會公器責任,發揚人性光明面,堅持不刊登害人的「地下錢莊廣告」、「六合彩賭博廣告」 及「色情廣告」。 
「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東方報》是花蓮地區一家屬於「社區性」的報紙媒體,每日以八個大版刊登花蓮縣及十三個鄉鎮市的新聞,豐富的、完整的、深度的將全縣新聞呈現出來。而本人也特別要求《東方報》編、採同仁務必秉持「四不原則」∣「不捲入」、「不介入」的採訪和報導心態,提供讀者一個「不加工」、「不加料」的新聞議題,希望提供閱讀公眾一個純淨的新聞報導。  
花蓮是一處充滿「傳媒傳奇」的山城,實際居住人口不到卅萬,產業經濟及文化藝術相對的貧瘠、落後,但是地方媒體竟如此的「蓬勃發展」!因此在花蓮地方媒體充斥的當下,《東方報》將繼續走自己的正路,並堅持扮演社會的良知良心。(社長 林裕勳)

東方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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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東方報
基因治療行為之侵權行為責任(一) 列印
作者是 東方報   
週二, 27 十二月 2011 01:42

 案例:
目前有許多的疾病,已經逐漸被證實與基因的變異、失落、轉移或擴增等異常有關係;甚有稱「萬病之源-基因者」,所以以基因為對象對症下藥,從疾病之根本來治療疾病,這種醫療行為,是極為重要而自然的醫療技術的演進。然基因治療雖可能具有治本的醫療成效,但其所涉及之基因科技之背後學理,仍含有許多迄今無法完全掌握之風險存在。
 如在操作基因治療人體試驗之過程中,涉及醫療服務提供者之行為導致受試者受到醫療傷害時,受試者可否依據民法之侵權行為相關規定對醫療服務提供者請求損害賠償,即有疑問。
 我國民法§184規定:「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故意以背於善良風俗之方法,加損害於他人者亦同。」「違反保護他人之法律,致生損害於他人者,負賠償責任。但能證明其行為無過失者,不在此限。」基因治療之行為發生侵害受試者權益之事實時,在民事上是否得依民法184以下之規定請求損害賠償,需視其是否該當侵權行為之客觀要件和主觀要件。
 一般認為民法184第一項前段、第一項後段以及第二項係三個獨立的請求權基礎,在要件上,第一項前段之侵權行為須有加害行為、行為須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致生損害、有責任能力及有故意過失;第一項後段之侵權行為須具備侵害他人權利或利益致生損害、背於善良風俗、有侵害之故意;第二項的侵權行為違反保護他人之法律侵害他人,侵害行為與違反保護他人法律間有因果關係,主觀要件不同於前兩類型,採推定過失,以轉換舉證責任,保護被害人利益。而就基因治療行為是否該當民法上侵權行為,分析如下:
 一、行為態樣與責任主體
 基因治療的過程中,包括自受試者採取淋巴球等組織或細胞、培養組織或細胞,導入患者體內屬其作用或取代異常基因,或直接針對患者體內異常基因進行修復等體內或體外之基因轉殖,甚至於實施基因治療前應先進行之疾病確認、基因檢測與選株、突變基因之鑑定、突變基因與疾病病理表現關係之確認、基因轉殖至標的細胞、基因於標的細胞中之表現及蛋白質功能之測定與基因轉殖有效性和安全性檢測系統等基因諮詢、基因檢查、與基因診斷,均係醫師據以參考做成病患診療方式建議之基因檢查或報告,皆應屬醫師對於病受試者從事整體醫療行為之一部。

◎文/湯文章(花蓮地院民事庭庭長)
◎整理/記者祝務耕 

 
實務上關於債權讓與通知效力之發展 (下) 列印
作者是 東方報   
週四, 22 十二月 2011 08:40

文/湯文章(花蓮地院民事庭庭長)
整理/記者祝務耕 

案例:
某家銀行將其對於逾期繳款之債務人之不良債權出售予甲資產管理公司,並經公告。甲資產管理公司又將該不良債權出售予乙資產管理公司,亦經公告。嗣後乙資產管理公司憑之前銀行取得的執行名義,向法院聲請強制執行。結果執行法院認為:「甲資產管理公司未將債權讓與通知債務人,對債務人不生效力。」拒絕強制執行。乙資產管理公司抗辯:「已由執行法院將強制執行聲請狀繕本連同查封通知、扣押命令等文書一併送達債務,已對債務人發生通知之效力。」乙資產管理公司的抗辯,有無理由?
  解析:
 該決議作成後,最高法院以98台上791號裁定補充說明:「俾該尚不具執行事件債務人身分之人,不致無端遭到程序上之不利益,並避免受讓人就其取得權利應盡之實體法上義務,利用有限司法資源代其履行。」認為法院無須依照辦理強制執行應行注意事項第2項第16目為職權調查,乃因「債權讓與既尚未對債務人生效,如由法院職權調查,而傳訊債務人將有使債務人受到程序上之不利益」既基於保護債務人之立場出發,且亦提及為避免司法資源的浪費。
 但最高法院99台抗848號裁定認為:「雖然受讓人一開始未為債權讓與之通知,但法院既已裁定准許假執行,且執行法院前往高雄港第53號碼頭實施查封時,當時船長在場,K/S Tran公司其後陳報狀,陳報其訴訟代理人委任狀後,執行法院亦旋即將查封通知、假扣押裁定及聲請狀繕本送達K/S Tran公司之訴訟代理人,認為一開始假扣押聲請之程式上欠缺,已因K/S Tran公司嗣後知悉債權讓與事實而補正。
 並認此與法院先命聲請人補正,並於期間屆滿未為補正而予以駁回後,聲請人再為補正,亦不能使原聲請成為合法者,尚屬有別(即最高法院98台抗791、949號案例事實)。」又認為可以債權行使之通知補正先前債權讓與之未通知。因此,關於此一問題之發展,仍進一步觀察。

 
實務上關於債權讓與通知效力之發展 (中) 列印
作者是 東方報   
週三, 21 十二月 2011 08:25

文/湯文章(花蓮地院民事庭庭長)
整理/記者祝務耕  

案例:
某家銀行將其對於逾期繳款之債務人之不良債權出售予甲資產管理公司,並經公告。甲資產管理公司又將該不良債權出售予乙資產管理公司,亦經公告。嗣後乙資產管理公司憑之前銀行取得的執行名義,向法院聲請強制執行。結果執行法院認為:「甲資產管理公司未將債權讓與通知債務人,對債務人不生效力。」拒絕強制執行。乙資產管理公司抗辯:「已由執行法院將強制執行聲請狀繕本連同查封通知、扣押命令等文書一併送達債務,已對債務人發生通知之效力。」乙資產管理公司的抗辯,有無理由?
  解析:
 最高法院認為:「(債權受讓人依強制執行法第4條之2規定,本於執行名義繼受人身分聲請強制執行,未提出該債權讓與通知之證明文件,執行法院定期命其補正無效果後,裁定駁回其強制執行之聲請,是否有理?)執行名義成立後,債權人將債權讓與於第三人,該第三人為強制執行法第4條之2第1項第1一款所稱之繼受人,雖得以原執行名義聲請強制執行,惟民法第297條第1項既明定債權之讓與,非經讓與人或受讓人通知債務人,對於債務人不生效力,則債權受讓人於該項讓與對債務人生效前,自不得對債務人為強制執行。
 是債權受讓人依強制執行法第四條之二規定,本於執行名義繼受人身分聲請強制執行者,除應依同法第六條規定提出執行名義之證明文件外,對於其為適格之執行債權人及該債權讓與已對債務人發生效力等合於實施強制執行之要件,亦應提出證明,併供執行法院審查。
 至於本院42年台上字第626號、22年上字第1162號判例所稱『讓與之通知,為通知債權讓與事實之行為,得以言詞或文書為之,不需何等之方式』、『受讓人對於債務人主張受讓事實行使債權時,既足使債務人知有債權讓與之事實,即應認為兼有通知之效力』等語,旨在說明債權讓與之通知,其性質為觀念通知,其通知方式不拘,以使債務人知悉其事實即可,於訴訟中如有事實足認債務人已知悉其事,該債權讓與即對債務人發生效力。
 惟究不得因此即謂債權之讓與人或受讓人未將債權讓與之事實通知債務人前,受讓人即得對該債務人為強制執行,而責由執行法院以送達書狀或讓與證明文件予債務人之方式為通知。

 
實務上關於債權讓與通知效力之發展 列印
作者是 東方報   
週二, 20 十二月 2011 01:01

 案例:
某家銀行將其對於逾期繳款之債務人之不良債權出售予甲資產管理公司,並經公告。甲資產管理公司又將該不良債權出售予乙資產管理公司,亦經公告。嗣後乙資產管理公司憑之前銀行取得的執行名義,向法院聲請強制執行。結果執行法院認為:「甲資產管理公司未將債權讓與通知債務人,對債務人不生效力。」拒絕強制執行。乙資產管理公司抗辯:「已由執行法院將強制執行聲請狀繕本連同查封通知、扣押命令等文書一併送達債務,已對債務人發生通知之效力。」乙資產管理公司的抗辯,有無理由?
 解析:
 我國民法第297條1項規定,債權之讓與,非經讓與人或受讓人通知債務人,對於債務人不生效力。問題在於通知的方式要怎麼做,才會發生效力?債權讓與之通知,並沒有限制任何方式,僅須使債務人得知債權讓與之事實即為已足。
 而受讓人行使債權行為之本身是否構成債權讓與之通知,亦即受讓人對於債務人主張受讓事實行使債權,是否有兼做通知之效力?
 實務見解,最高法院22上字第1162號判例:「債權之讓與,依民法第297條1項之規定,非經讓與人或受讓人通知債務人,對於債務人固不生效力,惟法律設此規定之本旨,無非使債務人知有債權讓與之事實,受讓人對於債務人主張受讓事實行使債權時,既足使債務人知有債權讓與之事實,即應認為兼有通知之效力。」採肯定說。
 臺灣高等法院暨所屬法院97年度法律座談會民執類提案第1、2、3號亦曾將此問題提出討論,研討結果採否定說。
 最高法院對於債權讓與人在取得執行名義後讓與債權,債權受讓人未為債權讓與之通知,直接對債務人聲請強制執行是否得予准許亦於98年度第3次民事庭會議(一)提出討論,結論採取否定見解。

文/湯文章(花蓮地院民事庭庭長)
整理/記者祝務耕 

 
商品瑕疵應由何人負舉證責任?(下) 列印
作者是 東方報   
週三, 14 十二月 2011 01:41

文/湯文章(花蓮地院民事庭庭長)
整理/記者祝務耕 

 案例:
小明向車商買了1台車,不到2天,行駛於高速公路上,竟發生暴衝,小明因而受到重傷。小明乃控告車廠買賣的車輛設計上有嚴重瑕疵,車廠辯稱:「這種車型的車子一年賣了幾十萬台,都沒有發生暴衝的情形,所以,是小明自己操作不當,沒有所謂暴衝的問題。」
 小明氣死了,受傷還要受到這種侮辱,一狀告到法院請求車廠賠償,在法院審理中何人應對商品瑕疵負舉證責任?
  解析:
 因此,為緩和被害人之舉證責任,有主張僅須負概然性舉證,亦有主張消費者「主張」不符合當時科技或專業水準可合理期待之安全性就已足矣,不須就危險存在負舉證責任,而由企業經營者證明,商品?通進入市場時「已符合」當時科技或專業水準可合理期待之安全性,即消費者只要主張而無須舉證。
 實務見解有認為消費者應就安全性欠缺負舉證責任(例如:最高法院97年度台上字第975號判決、台灣高等法院台南分院98年度上字第210號判決、台灣台中地方法院98年度消字第3號判決),亦有認為應由企業經營者負舉證責任(例如:台灣高等院94年度上易字第248號、98年度上字第367號判決)。
 安全性欠缺,在舉證責任意義上,對被害人而言,為權利發生規範事項,但對企業經營者而言,為權利障礙規範事項,在舉證責任之順序上應由被害人就權利發生事實先為舉證,待其舉證後始由企業經營者證明並無安全性欠缺之事實(17年上字第917號判例)。
 但在大量生產、大量消費的社會理,由於大多數之商品,係運用高度專門科學技術,經過複雜工程所大量生產者,並非一般被害人之知識及能力所得了解。此外,有關製造過程之一切資訊全為製造人所獨占掌握,外部人員完全無從知悉其產製過程之詳細情形,被害人根本無法利用製造人手中所握有之資料,因而形成證據完全偏在製造人一方之情形,再加上銷售過程又趨於多層化及複雜化,在責任之追究上更是困難重重。
 因此,要求完全沒有任何予以舉證之技術、知識、資力及能力之被害人證明產品於流通之際,即具有缺陷,並非易事。所以,對於商品之瑕疵是否於流通時存在,應由與產品流通當時之證據較接近之企業經營者負舉證責任,較為合理。至於損害之發生,屬於權利發生之要件,且通常為被害人之一方,故其就事故發生知之最稔,應由其負舉證責任。關於因果關係,亦應由被害人舉證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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