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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體本是中道力量、社會的良知良心,也是公眾的守護者。《東方報》自九十六年八月一日創刊迄今(前身東方快報),六十多位員工在自己的工作崗位上兢兢業業,只為守護花蓮這塊美麗的土地和善良的人民。尤其《東方報》為善盡社會公器責任,發揚人性光明面,堅持不刊登害人的「地下錢莊廣告」、「六合彩賭博廣告」 及「色情廣告」。 
「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東方報》是花蓮地區一家屬於「社區性」的報紙媒體,每日以八個大版刊登花蓮縣及十三個鄉鎮市的新聞,豐富的、完整的、深度的將全縣新聞呈現出來。而本人也特別要求《東方報》編、採同仁務必秉持「四不原則」∣「不捲入」、「不介入」的採訪和報導心態,提供讀者一個「不加工」、「不加料」的新聞議題,希望提供閱讀公眾一個純淨的新聞報導。  
花蓮是一處充滿「傳媒傳奇」的山城,實際居住人口不到卅萬,產業經濟及文化藝術相對的貧瘠、落後,但是地方媒體竟如此的「蓬勃發展」!因此在花蓮地方媒體充斥的當下,《東方報》將繼續走自己的正路,並堅持扮演社會的良知良心。(社長 林裕勳)

東方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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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東方報
最高限額保證契約之保證範圍 列印
作者是 東方報   
週二, 12 十月 2010 10:31

⊙文/湯文章(花蓮地院民事庭庭長)
⊙整理/記者祝務耕
 

 一、 案例:
小花向銀行借款,由小明、小華與銀行簽訂保證契約,約定在新台幣2,000萬元範圍內負保證責任,未約定保證期間,契約書並約定:「本約定書所稱一切債務,係指立約人對貴行所負之票據、借款、墊款、保證等債務及其他債務,並包括其利息、遲延利息、違約金、損害賠償及其他有關費用。」嗣後小花向銀行借款2,000萬元,並因小花的友人小君向銀行借款1,000萬元,由小花擔任保證人。後來小花積欠銀行的2,000萬元,已由小花清償完全,但小君積欠銀行的1,000萬元,卻因小君無力償還,小花亦無資力清償,銀行乃找上小明、小華要其等清償。小明、小華認為其等不必清償該筆債務,乃拒絕償還,有無理由?
 二、解析:
 按保證人與債權人約定就債權人與主債務人間所生一定債之關係範圍內之不特定債務,預定最高限額,由保證人保證之契約,學說上稱為「最高限額保證」。此種保證契約如定有期間,在該期間內所生約定範圍內之債務,不逾最高限額者,均為保證契約效力所及;如未定期間,保證契約在未經保證人依民法第754條規定終止或有其他消滅原因以前,在該保證契約有效期間內,已發生約定範圍內之債務,縱因清償或其他事由而減少或消滅,該保證契約依然有效,嗣後所生約定範圍內之債務,於不逾最高限額者,債權人仍得請求保證人履行保證責任(最高法院院七十七年台上字第943號判例參照)。而約定保證人預先拋棄權利、加重其責任或限制其行使權利者,僅該部分約定無效,並非契約全歸無效,此觀民法第111條但書、第739條之一、第247條之一、民法債編施行法第17條、第33條之規定自明。是未定有期間之最高限額保證契約,倘有使保證人預先拋棄其權利或限制其行使權利之約定,按其情形有顯失公平之情事,僅該約定部分無效,但不影響最高限額保證契約本身之性質,不能將之混為一談,據以作為限制保證範圍之依據。因此,實務見解認為,未定保證期間之最高限額保證契約,只要在約定之保證金額範圍內,不論主債務人所借款項是否清償,因為契約條款約定有主債務人對於他人之保證債務,亦在最高限額契約之保證範圍內,只要主債務人對該筆保證債務未清償,最高限額保證契約之保證人對於該筆保證債務,應負清償責任。
 然而,最高限額保證契約所擔保之債權範圍如此擴大,將使保證人受到不可預見之保證責任,是否妥當,實有疑問。保證契約是存在於債權人與保證人之間,主債務人委請保證人保證時,保證人保證之動機是欲向銀行取得授信內容,此應為保證人主觀上所欲保證之範圍,所以,保證責任亦應限縮在此主觀範圍內,方才合理。實務上,銀行為擴大其債權之擔保,無論主債務人所欲取得之授信範圍為何,均一概的以定型化契約條款規定,保證之主債權範圍及於「現在、包括過去所負現在尚未清償之各項債務,及將來依償還合會金契約書、票據、保證、來自受讓之債權…等所負債務及其他一切債務」,亦即保證人之保證範圍,為主債務人與銀行往來間之一切債權,等同未限制擔保債權之範圍。如此將保證契約主債權之範圍漫無邊際之擴張,已經逾越一般保證人保證之動機,並非通常保證人依其經驗所能預見,該定型化契約條款屬於「異常條款」,雖可肯認銀行與保證人間之契約,非屬於消費行為,而無消費者保護法之適用,但仍可參酌民法第739條之一、第247條之一之規定,認為該條款無效。

 
再保險人可否行使代位權? 列印
作者是 東方報   
週二, 05 十月 2010 11:50

⊙文/湯文章(花蓮地院民事庭庭長)  ⊙整理/記者祝務耕 

一、 案例:
某家航空公司以其所有之航空器,向某家產物保險公司投保航空責任險,因保險金額太大,該保險公司為分散風險,乃另向再保險公司投保再保險。某日,該家航空公司因機場飛安管制疏失發生飛安事故,被害人高達數百人,賠償金額高達數十億元,該家航空公司請求保險公司理賠,保險公司轉而向再保險公司請求理賠,再保險公司於理賠後,可否代位行使被保險人對於機場的損害賠償請求權?
   二、 解析:
 保險法第53條所規定的保險代位,其立法目的為:避免被保險人重複得利、維持第三人之賠償責任、確保被保險人的保險給付請求權。保險代位為各國保險法制上普遍存在的制度,一般認為保險人已依約履行保險給 付,被保險人對於第三人之賠償請求權原則上即當然移轉予保險人。但在再保險關係中,保險人既以其所承保之危險,轉向他保險人為保險(保險法第39條),原保險人在再保險契約中亦成為被保險人,於再保險人向原保險人給付再保險金之後,是否可以再度適用保險法第53條第1項規定,使得原保險人對於第三人(加害人)已經取得的損害賠償請求權再度移轉予再保險人?這涉及到的法律效果是:如果可以再移轉,第三人於受原保險人代位時,可以抗辯應扣除再保險金,如果不可以再移轉,則原保險人就可以就其給付予被保險人之金額,向第三人請求全部給付。
 最高法院93年度台上第2060號判決認為:「按被保險人因保險人應負保險責任之損失發生,而對於第三人有損失賠償請求權者,於保險人履行賠償之義務後,依保險法第53條第一項規定,其損失賠償請求權於賠償金額範圍內,當然移轉於保險人,被保險人於受領保險金給付後,即不得再向第三人行使已移轉予保險人之損失賠償請求權。而依同法第39條規定之再保險,乃保險人以其所承保之危險,轉向他保險人為保險之契約行為,性質上原屬於分擔危險之責任保險契約,即再保險人(再保險契約之保險人)於再保險契約所約定之危險(原保險人依其與原被保險人間之保險契約而生之給付保險金義務)發生時,應負給付保險金予原保險人(再保險契約之被保險人)之義務。是除另有約定或習慣外,再保險契約仍有保險法第53條第一項規定之適用。申言之,原保險人於依原保險契約給付保險金與被保險人而依法受移轉賠償金額範圍內之被保險人對於第三人之損失賠償請求權,因再保險人依再保險契約給付保險金與原保險人後,亦於該賠償金額範圍內,當然移轉於再保險人。原保險人就再保險人賠償金額範圍內,自不得再代位被保險人向第三人行使已移轉予再保險人之損失賠償請求權。」採取可以再移轉(可以扣除)。但此見解與以往之實務見解,例如:臺灣板橋地方法院93年度保險簡上字第3號判決「按保險人於對被保險人為賠償時所得要求再保險人分擔之金額,非為保險人單純之收益,再保險人係處於保證人之地位而為賠償金之給付,原保險人於得行使代位權之場合,應以再保險人之受託人之身分,連同其自己負擔之賠償額,一併逕向第三人追償;事實上,再保險合約多有此明文,此亦為再保險契約當然之事實;若原保險人知有代位權之存在而故意不為行使,或就其追償所得而不按約定成數移轉於再保險人,再保險人即得以保險人違反再保險合約之規定向保險人請求損害賠償;因此,於保險人對第三人行使代位權時,第三人不得追詢保險人是否曾辦理再保或是否自再保險人受領給付,法院亦無須為此項查證,縱使保險人已自再保險人獲得賠償金額,第三人不得為有利於己之主張。」大多採取不可以再移轉(不可以扣除)之見解並不相同。另保險實務上,再保險公司大多為國際性之公司,要其至世界各國對於第三人行使代位權,勢必耗費許多勞力及費用,故再保險契約大多約定由原保險人全額行使代位權後,再按照再保險人之比例將代位所得移轉予再保險人。

 
被保險人的通知義務 列印
作者是 東方報   
週三, 22 九月 2010 09:16

案例:
小明向某保險公司投保人壽險,投保時的職業送貨員,因為發生職業災害的風險較大,保險公司計算保費較貴,小明乃隱瞞職業身分向保險公司誑稱是業務員。投保經過二年,某日小明生病死亡,小明的家屬乃向保險公司請求理賠,沒想到保險公司竟然依照不同身分業別應收的保險費之比率來計算保險金,打折給付保險金額,小明的家屬足足少領了二百萬元。小明的家屬不服提起訴訟,請求人壽保險公司給足保險金額,該訴訟有無理由?
 解析:
 保險契約為最大誠信契約,因此保險法課予要保人或被保險人據實說明的義務。此據實說明的義務不只是在保險契約訂立時,還包括在契約訂立後對於足以影響保險契約內容之重要事項。前者規範在保險法第64條,後者規定在保險法第57條、第59條。
 二者的區別在於:1.告知義務之履行時期為保險契約「訂立時」;危險增加之通知義務為保險契約「訂立後」。2.告知義務之範圍限於保險人以書面詢問者;但應通知保險人之危險增加則不以此為限,包括保險契約中已約定應通知者(保險法第59條第l項),及未明文約定應通知,但事實上足以增加保險標的之危險者(保險法第59條第2項、第3項)。
 此外,二者違反之法律效果亦不相同,要保人或保險人違反告知義務時,保險人得在除斥期間未屆滿之前解除契約,但保險事故已發生且與不實告知之間無因果關係者,不在此限(保險法第64條第2項、第3項)。
 保險法第64條之規定屬強行規定,保險契約條款如果有變更其法律效果且不利於被保險人者,應屬無效。至於要保人違反危險增加之通知義務者,應再區分其究為主觀危險增加或客觀危險增加。前者,保險人得解解契約(保險法第57條)且無除斥期間之限制,後者,保險人僅得請求通知義務人賠償其因此所受之損失(保險法第63條)。
 關於保險法第57條、第63條並非為強行規定,國內保險實務上,保險契約條款中經常訂有「比例減額給付條款」即約定遇有危險增加之情事後,如發生保險事故者,保險人應給付之保險金額即按原保費與應增加之保險費的比例減少。
 基上分析,可知保險法第64條,與保險法第57條、第59條,應不可能同時發生。所以,保險契約訂立時,若有未據實告知應依保險法第64條解除契約,若超過除斥期間即不得再解除契約。保險契約訂立後,若有足以影響保險契約內容之重要事項,被保險人應依保險法第57條、第59條為通知,如未據實通知後發生,保險人得請求解除契約或損害賠償,二者不可混淆。
 問題是:要保人在訂約時如未據實告知,在保險契約成立之後,就該等未據實說明之事項,能否改依危險增加之規定課予要保人與被保險人通知義務?學者認為:1.從保險法第59條的要件來看,所謂「危險增加」,原本即以訂約後動態的危險變動為規範對象,訂約前危險狀態的靜態估計,並非危險增加所規範的範圍;2.違反告知義務時,保險人之解除權尚有除斥期間的限制;但在主觀危險增加之通知義務違反時,保險人的解除權則未設除斥期間。若得轉依危險增加課予要保人及被保險人通知義務,則可能發生規避保險法第64條第3項除斥期間之效果,有損該條做為被保險人最低限度保障之意旨;3.要保人在訂約時未據實告知,而於事後補行告知者,保險人既已知悉其違反告知義務之事實,故應起算保險法第64條第3項「一個月」之除斥期間。如保險人不解除契約而改依新費率核計保險費,並經要保人同意者,應認為係雙方對於保險契約內容之合意變更,且為保險人拋棄解除權之默示表示。
 綜上所述,保險實務上此種「比例減額給付條款」的作法,明顯違反保險法之規範。
 題示情形,正確的做法應是依保險法第64條之規定解除契約,若已超過除斥期間,即應依據保險契約之約定給付保險金額,不得再依「比例減額給付條款」的作法減少保險金額之給付。

文/湯文章(花蓮地院民事庭庭長)
整理/記者祝務耕

 
聲請大法官會議解釋的要件 (二) 列印
作者是 東方報   
週二, 17 八月 2010 17:12

總統是憲法上之機關,且為國家元首,總統府僅是總統辦公之場所,所以,總統聲請釋憲要用總統本人名義。但總統府對外行文通常也是用秘書長的名義,唯總統府及秘書長均非憲法上之機關,秘書長之職務不外承總統之命綜理府內行政事務,然釋字第76號解釋及釋字第470號解釋均是由秘書長聲請而做成解釋的案件,迨至釋字第541號解釋時,才改由秘書長代理總統提出聲請。
 司法院大法官審理案件法第5條第1項第3款規定,「三分之一以上立委」行使職權,適用憲法發生疑義可作為聲請釋憲之主體。
 但「三分之一以上立委」在解釋上會發生二個問題:1.僅指表示反對意見之立法委員?還是包括表示贊成意見之立法委員?2.是指每會期報到之立法委員之三分之一?還是僅指實際出席會議之立法委員之三分之一?第一個問題,釋字第603號解釋指出,所謂三分之一以上之立法委員,係指「法律制定」時,對該法律有違憲疑義者,或「法律修正」時,認為有違憲疑義而修法未果者。所以,大法官認為此款聲請釋憲之須限於持「反對意見者」。但釋字第603號解釋協同意見書中指出,賦予少數立委得聲請釋憲,目的在於「維護憲法秩序」,至於三分之一以上立委,是否曾表示反對意見過,並不是重點。第二個問題,司法院大法官審理案件法施行細則第5條規定:「立法委員依本法第5條第1項第3款規定聲請解釋,其人數之計算,以每會期實際報到人數為準。」此與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第4條規定:「立法院會議,須有立法委員總額三分之一出席,始得開會。前項立法委員總額,以每會期實際報到人數為計算標準。
 但會期中辭職、去職或亡故者,應減除之。」不同。學者認為,准許總額三分之一的立委得聲請釋憲,乃因其人數不足以達成院會議之多數,因而該少數於認為多數所作成之決議或通過之法案有牴觸憲法之疑義時.得聲請釋憲,以維護憲法秩序。故委員總額之計算,應以有表決權限之立委為準,立委於報到後之會期中,有辭職、去職或亡故者,即已喪失立委身分而不能與表決,應扣除之。
 至於立法委員行使何種職權,才可聲請釋憲?依憲法第57規定,立法委員對行政院有質詢權,第63條規定,立法院有議決法律案、預算案、戒嚴案、大赦案、宣戰案、媾和案、條約案及國家其他重要事項之權,另有人事同意權、對於總統、副總統罷免案、彈劾案提議權等。有些權利為個別立法委員單獨即可行使之職權,有些則須立法委員集體行使。因此產生個別立法委員單獨行使職權達三分之一以上,認為適用法令有違憲疑義時,可否聲請釋憲?例如:參謀總長應否列席立法院備詢或陳述意見,即涉及個別立委質詢權行使之對象及範圍的問題,釋字第461號解釋即予以受理,可見釋憲實務上,無論立法委員集體行使或單獨行使職權,均可聲請釋憲。
 司法院大法官審理案件法第5條第1項第3款後段「適用法律發生有牴觸憲法之疑義者」,所謂「適用」是否以「修法未果」為要件?釋字第632號解釋同意書內提及「按本件解釋屬於憲法疑義解釋,與上述本院釋字第603號解釋涉及法律違憲解釋不同。在後者之情形,司法審查之客體為有違憲嫌疑之法律,由於法律之制定與修正本屬立法委員之職權,則當其認現行法律有牴觸憲法之疑義時,以修法途徑維護憲法秩序與價值,毋寧是最經濟、便捷、有效之手段,故以「修法未果」作為有聲請解釋必要之指標,自有所據。」言下之意,立法委員就法令違憲疑義聲請釋憲,須以「修法未果」為前提。另從權力分立之角度而言,立法權與司法權應互相尊重,在立法院正在進行之議事程序未確定前,司法機關亦不宜介入,所以主張將「修法未果」作為釋憲之要件,自有所本。所謂「修法未果」包括二種涵義,一種是法案未通過,對支持通過的立委而言,另一種是法案通過,對反對通過的立委而言,前者,支持通過的立委應主張原法案有抵觸憲法之疑義聲請釋憲,後者,反對通過的立委應主張新法案有抵觸憲法之疑義聲請釋憲。

 
敗訴的一造負擔訴訟費用 是否包括律師費? (上)  列印
作者是 Administrator   
週二, 13 七月 2010 20:45

文/湯文章(花蓮地院民事庭庭長)
整理/林裕勳


 【案例】
小明因無資力負擔訴訟費用,向法律扶助基金會聲請法律扶助,經該會審查通過予以扶助,訴訟結果;小明獲得勝訴判決,但法律扶助基金會支出的律師酬金高達六萬元,法律扶助基金會乃向敗訴之對造小華請求給付第一、 二審律師酬金六萬元,有無理由?
 【解析】
 按「分會就扶助事件所支出之酬金及必要費用視為訴訟費用之一部。因法律扶助而由分會支出之酬金及必要費用,得向負擔訴訟費用之他造請求。分會得對於負擔訴訟費用之他造請求歸還其支出之酬金及必要費用。分會得據受扶助人有執行力之執行名義,聲請確定訴訟費用額及強制執行。分會依第三項規定所收取之酬金及必要費用,抵充受扶助人應分擔、負擔或返還之酬金及必要費用。」法律扶助法第卅五條定有明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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