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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體本是中道力量、社會的良知良心,也是公眾的守護者。《東方報》自九十六年八月一日創刊迄今(前身東方快報),六十多位員工在自己的工作崗位上兢兢業業,只為守護花蓮這塊美麗的土地和善良的人民。尤其《東方報》為善盡社會公器責任,發揚人性光明面,堅持不刊登害人的「地下錢莊廣告」、「六合彩賭博廣告」 及「色情廣告」。 
「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東方報》是花蓮地區一家屬於「社區性」的報紙媒體,每日以八個大版刊登花蓮縣及十三個鄉鎮市的新聞,豐富的、完整的、深度的將全縣新聞呈現出來。而本人也特別要求《東方報》編、採同仁務必秉持「四不原則」∣「不捲入」、「不介入」的採訪和報導心態,提供讀者一個「不加工」、「不加料」的新聞議題,希望提供閱讀公眾一個純淨的新聞報導。  
花蓮是一處充滿「傳媒傳奇」的山城,實際居住人口不到卅萬,產業經濟及文化藝術相對的貧瘠、落後,但是地方媒體竟如此的「蓬勃發展」!因此在花蓮地方媒體充斥的當下,《東方報》將繼續走自己的正路,並堅持扮演社會的良知良心。(社長 林裕勳)

東方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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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東方報
在餐廳滑倒受傷 餐廳是否要負賠償責任?(上) 列印
作者是 東方報   
週二, 27 九月 2011 00:50

 案例:
小明於100年4月15日,至某家餐廳用餐,因點餐檯前地板殘留米黃色濃湯未擦拭乾淨,且濃湯與地板顏色相近,致伊於往櫃台點餐時滑倒,造成左股骨粉碎性骨折,因而住進醫院手術治療多日,出院後除陸續至各診所診治,將來須拔除鋼板鋼釘。致受有醫藥費、僱請看護照顧起居之看護費、不能工作等損失,共計新台幣50萬元。爰依侵權行為之法律關係、消費者保護法第7條規定,請求餐廳給付。餐廳則辯稱:「小明於伊之工作人員進行拖地前,已坐在一樓的用餐區等候友人,知悉地板甫進行拖地工作,且置放有小心地滑之警示牌,竟與友人邊交談邊走向點餐櫃檯,且穿夾腳拖鞋,因而跌倒受傷,乃自己之過失所致。又地板積水面積極小,不致於造成滑倒。伊於餐廳之清潔及安全之維護已善盡管理監督責任,無過失可言。」小明的請求有無理由?
 解析:
 本件之重點在於企業經營者提供之服務,是否符合當時科技或專業水準之合理安全之用餐消費空間?所謂符合當時科技或專業水準可合理期待之安全性,依消費者保護法施行細則第五條規定,應就下列情事認定之:
 (1)商品或服務之標示說明。
 (2)商品或服務可期待之合理使用或接受。
 (3)商品或服務流通進入市場或提供之時期。
 而消費者依上開規定請求企業經營者賠償時,就其所受損害係由企業經營者所提供之商品或服務,未具當時科技或專業水準可合理期待之安全性所致,應負舉證之責任。一般認為判斷上開三項安全性欠缺,應以一般消費者、外行人或被害人的角度,予以理解。
 服務之標示說明,目的在警告、提醒接受服務者服務提供可能存在的危險性,進而防範、避免損害發生,自應考量標示說明本身所呈現的安全資訊是否充分、完整,足以使接受服務者明確認識到危險性存在,或足以有效嚇阻接受服務者接近危險源。

文/湯文章(花蓮地院民事庭庭長)
整理/記者祝務耕 

 
票據利益償還請求權應由何人負舉證責任? (下) 列印
作者是 東方報   
週三, 21 九月 2011 01:23

 案例:
甲於96年1月1日簽發一張200萬元的支票向乙借錢,乙將該支票背書轉讓給丙,丙於100年1月1日以甲受有200萬元利益為由,向甲請求給付200萬元,甲抗辯:「雖然簽發支票給乙,但乙未交付200萬元,所以未曾獲有利益。」則有無受利益的事實,應該由甲或丙負舉證責任?
 解析:
 在直接前後手關係之情形,例如:票據原因關係為消費借貸,則有關交付借款行為之方式、地點及時間,均係由執票人所掌控。在執票人知之最稔的情況下,若仍要求票據債務人就執票人未交付借款之消極事實負舉證責任,難謂公平,故應由執票人證明利益存在。
 在非直接前後手關係之類型,例如經過數次背書轉讓票據之情形,是否仍應由執票人為舉證活動?此時執票人通常難以知曉票據基礎的原因關係,惟執票人於收受票據前,對於所收受之票據,有詢問或查明該票據相關的契約關係,以決定是否要接受並繼續使用該票據之機會,以避免將來就票據權利關係有陷於不能或難以釐清之結果。
 因此,縱使執票人對票據原關係因非直接前後手而有舉證之困難,但在執票人有檢視之機會之前提下,由其負舉證責任,並不過當。
 消極利益部分, 發票人或承兌人並未直接受有給付,而係避免財物支出或承擔責任,例如:票據債務人簽發票據予執票人之原因,係作為執票人對票據債務人之消費借貸債權的清償方法。
 在直接前後手關係之類型,作為票據原因關係之契約存在於票據債務人及執票人間,而不涉及第三人,此時由掌控免除票據債務人財物支出之證據方法之執票人證明有免除之事實,較票據債務人主張未受有消極利益證明,比較容易。
 此外,就審理效率及程序利益而言,若要求票據債務人就消極利益事實負舉證責任,則難免因消極利益事實之內容不確定性而無從聚焦攻防,造成審理之散漫化,拖延訴訟進行,產生程序上之不利益。
 因此,要求執票人就消極利益事實負舉證責任,不但可以迅速地特定紛爭事實之具體內容,票據債務人亦得對具體明確的目標即時為反證證明。在非直接前後手關係之情形,消極利益之證明固有其困難,但利益償還請求權權利之發生,是因為權利人怠於行使權利,因此,舉證責任仍應歸由執票人負擔較為公平。
  
文/湯文章(花蓮地院民事庭庭長)
整理/記者祝務耕 

 
票據利益償還請求權應由何人負舉證責任? (上) 列印
作者是 東方報   
週二, 20 九月 2011 01:33

 案例:
甲於96年1月1日簽發一張200萬元的支票向乙借錢,乙將該支票背書轉讓給丙,丙於100年1月1日以甲受有200萬元利益為由,向甲請求給付200萬元,甲抗辯:「雖然簽發支票給乙,但乙未交付200萬元,所以未曾獲有利益。」則有無受利益的事實,應該由甲或丙負舉證責任?
 解析:
 票法第22條第4項規定:「票據上之債權,雖依本法因時效或手續之欠缺而消滅,執票人對於發票人或承兌人,於其所受利益之限度,得請求償還。」
 票據法為衡平執票人取得票據時通常已先支付對價及票據嚴格保全程序、避免發票人以時效消滅或手續之欠缺為由拒絕償還票款,而享有意外對價之利益,過度損及票據權利人之利益,故設此利益償還請求權(又稱為:利得償還請求權、受益償還請求權),使執票人有最後的救濟機會,執票人得對於發票人或承兌人,於其所受利益之限度,請求償還該利益。
 一般認為利益償還請求權係票據法上之一種特別權利,並非票據權利(例如:票款請求權、追索權)。利益償還請求權之「利益」係指發票人或承兌人於原因關係或資金關係上所受之利益(代價)而言,此利益又可分為積極利益與消極利益,前者如因票據簽發而取得之對價;後者如簽發票據以代替既存債務之免除(最高法院97年度台上字第362號判決)。
 票據法之立法目的在助長票據流通,於票據訴訟上舉證責任之分配原則,應慮及此一特質,決定其分配原則。利益償還請求權雖非票據關係,然在票據輾轉流通之情形下,執票人通常已非原因關係之債權人,立法上除基於衡平理念亦有促進票據流通之功用,是以舉證責任之分配探究應審酌票據在實體法及程序法上之特性、需求,較為妥適。基此原則下,利益償還請求權所獲得之利益,應由何人負舉證責任,應就積極利益與消極利益分別論之。
 積極利益部分,由於利益償還請求權非票據請求權,執票人須藉由當初開立票據之原因關係來輔助證明票據債務人受有利益。

文/湯文章(花蓮地院民事庭庭長)
整理/記者祝務耕 

 
夫妻離婚後子女最佳利益,如何衡量?(下) 列印
作者是 東方報   
週四, 15 九月 2011 02:04

◎文/湯文章(花蓮地院民事庭庭長)
◎整理/記者祝務耕

 案例:
小蘭小君為夫妻,育有一個5歲的女兒小惠。小蘭向法院訴請離婚,附帶請求法院酌定由其行使負擔對小惠的監護權,訴訟中二人達成和解,協議離婚,並同意就小惠監護權歸誰行使另案處理。
 小蘭主張:基於幼年原則、主要照顧者原則、友善父母原則、同性別親權人較優原則以及父母之品德等因素予以評估,小惠的監護權應由其行使較為適當。
 小君則主張:小蘭熱愛演藝工作影響子女照顧、小蘭向訪視社工所言有諸多不實之處、小蘭於兩造訴訟中妨礙相對人探視女兒、小蘭因工作而無法全年全職照顧子女,故不適合行使對於小惠的監護權,且小君自己喜愛也願陪伴子女,並以女兒為生活重心,且其生活時間有彈性,亦有能力照顧小惠,其父母有意願、亦有能力協助照顧小惠,小君也不會因為其與小蘭間之婚姻問題而影響女兒與小蘭的相處等語,而認為其較適合擔任小惠的監護人。法院在決定監護權時,考慮些什麼因素?
 解析:
 7.同性別優先原則:即子女由同性別之父或母照護之原則。本原則可建立親權人與子女間之長期信任與依附關係,將來子女面臨青春與叛逆期間,能向同性監護者傾訴或解決問題,因身為同性,所以身體親密關係亦沒有距離。最高法院於判斷時,往往同時衡量數項因素,僅參考單一因素即為決定者,顯屬少數情形。故事實審法院在審理個案時,應綜合具體情狀,審酌前揭各項原則予以判斷之。
 至於父母條件相當時,是否即為共同監護(joint custody)之決定?恐怕亦有問題。共同監護是指夫妻離婚後子女仍由父母一同監護,換言之,讓未成年子女同時享有來自於父母雙方的照顧,最符合其最佳利益。
 但當父母離異時,父母共同行使監護權,子女必須輪流與父母同住一段時間,必將使其適應不同的教養方式與生活環境,失去了在穩定環境成長的機會,對年幼的未成年子女來說容易感到疲累,且父母雙方離異,多半係因感情生變,離婚訴訟過程中難免相互攻訐,而對彼此存有敵意。
 此時若採取共同監護的方式,不僅將使子女夾在父母間選擇「忠誠」的對象,而變成雙方爭奪的肉票,有些父母甚至會利用孩子相互要脅,反而對子女之身心發展造成不利之影響,故共同監護是否符合「子女之最佳利益原則」,恐怕需要進一步深思。
 

 
夫妻離婚後子女最佳利益,如何衡量?(中) 列印
作者是 東方報   
週三, 14 九月 2011 01:34

◎文/湯文章(花蓮地院民事庭庭長)
◎整理/記者祝務耕

 案例:
 小蘭小君為夫妻,育有一個5歲的女兒小惠。小蘭向法院訴請離婚,附帶請求法院酌定由其行使負擔對小惠的監護權,訴訟中二人達成和解,協議離婚,並同意就小惠監護權歸誰行使另案處理。
 小蘭主張:基於幼年原則、主要照顧者原則、友善父母原則、同性別親權人較優原則以及父母之品德等因素予以評估,小惠的監護權應由其行使較為適當。
 小君則主張:小蘭熱愛演藝工作影響子女照顧、小蘭向訪視社工所言有諸多不實之處、小蘭於兩造訴訟中妨礙相對人探視女兒、小蘭因工作而無法全年全職照顧子女,故不適合行使對於小惠的監護權,且小君自己喜愛也願陪伴子女,並以女兒為生活重心,且其生活時間有彈性,亦有能力照顧小惠,其父母有意願、亦有能力協助照顧小惠,小君也不會因為其與小蘭間之婚姻問題而影響女兒與小蘭的相處等語,而認為其較適合擔任小惠的監護人。法院在決定監護權時,考慮些什麼因素?
 解析:
 2.父母之照顧能力:依民法第1055條之1第3款規定,父母之年齡、職業、品行、健康情形、經濟能力及生活狀況,用以撫育子女之時間長短等,亦為法院審酌因素之一。蓋父母若無照顧未成年子女之能力,自不宜行使負擔未成年子女之權利義務,故法院應綜合上開各項因素判斷父母是否具備照顧能力。
 3.幼年原則:所謂幼年原則,係指當父母離婚時,除有證據顯示母親不適任,否則應由其行使負擔對未成年子女之權利義務,此一原則常用於年紀較小之兒童。
 4.是否發生家暴行為:依家庭暴力防治法第43條規定:「法院依法為未成年子女酌定或改定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之人時,對已發生家庭暴力者,推定由加害人行使或負擔權利義務不利於該子女。」如父或母之一方曾有家暴行為時,法院往往會認定其不適合行使負擔未成年子女之權利義務。
 5.主要照顧者原則:即父母離婚後,由原來負擔未成年子女之主要照顧責任之一方繼續行使負擔其對未成年子女之權利義務。
 6.維持現狀原則:對於未成年子女而言,必須考慮其成長環境及父母提供照顧之穩定性與繼續性。若能儘量維持離婚前之照顧模式,對於未成年子女較為有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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